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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他还是懂的。
不能提供足够的土地耕耘种植，死的就会是华夏子民，或是在襁褓里就溺死，或是在成人后，遇上灾异而饿死、病死。如果想要华夏子民能够安心的生活，就必须要将蛮夷手中的那些土地给夺取、并开发出来。
虽然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真要计较起来，也可以把韩冈鼓吹的对外扩张一起算进去，与华夷之辨正好相冲，可谓是作茧自缚。但感觉上，韩冈的确是将世情给说透了。
就像现在的国子监，两千外舍争夺三百个内舍名额，而三百个内舍生则要去争夺一百个上舍生的空缺。而且上舍生要得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加上不进则退的一批人，每年空出来的上舍生的位置，也没有超过二十个。这样的竞争叫做什么？正是适者生存！不能适应的就要被淘汰掉。太过于符合现实，随时随地都能见到印证的例子，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在国子监的师生中‘于我心有戚戚焉’。
现如今韩冈在国子监中有许多支持者。都是年轻人，都是满腔抱负，都是亲眼见证国家从衰微转向强盛，也都羡慕着韩冈、章惇、吕惠卿等年轻一辈的功业和际遇。
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会选择保守内敛的旧党。新党，则在国家扩张上，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为根基。而韩冈的华夷之辨的新解，却是给了朝廷一个名正言顺开疆拓土的道德基础和必要理由。
华夏不是蛮夷。
如果是蛮夷，只要有一个名气大的酋首振臂高呼，我们要去抢汉人，那么多丝绢、女人都是我们的，立马就能拉起几千上万的人马。而中国要征伐四方，必须要名正言顺，或吊民伐罪，或征讨不臣，总之，要有一个大义的名分。
韩冈所给出的名分，就是再充分也不过。
吊民伐罪也好，征讨不臣也好，国中都会由反对的声音，因为从理由上，那毕竟只是脸面问题，而劳动的却是百姓，消耗的则是国库。太祖皇帝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过是帝王想图个安心稳睡，与百姓无关，朝臣们想要反对，都可以拿民生、民心来做理由。
而韩冈的华夷之辨新解，却是由人口数字着手，得出的结论无可争议，让世人都能明白开疆拓土的必要性，那是事关大宋和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
“汝霖，你怎么看？”终于有学生发现了宗泽一直没有发言，只顾着吃菜喝酒，“辽国和南海，究竟该先攻哪一边？”
“现在打辽国做什么？韩宣徽辛辛苦苦才祸水东引。”宗泽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淡酒漱口，不紧不慢的道：“开国时，太祖从赵韩王【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之策，才有了今天。若是一开始，万一败了，之后哪里还有力气去征讨南方？”
宗泽在国子监中以精通兵事而闻名，他这么一说，一名同学就得意的叫了起来，“我就说嘛，自然还是南海最好。”
“那朝廷成立水军，又这么急的派人护送高丽国使回国又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希望高丽能牵制辽国，官军南下可以后顾无忧。汝霖，你说是不是？”
问题又被传到了宗泽这边，宗泽想了一想，道：“不过征战之事，不是儿戏，未虑胜先虑败，即便只是南海小国，官军也不是不可能无功而返。当年太宗伐交趾，不也是困于水土，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吗？万一不幸出了意外，官军被追击到国中该怎么办？”
宗泽答非所问，几名同窗都没听懂，“汝霖，这是什么意思？”
“朝廷成立水军正是因为上面的顾虑，为了败不至患，选择不走陆上，而走海路。就是在海外战败了，也不用担心贼人的大军能反攻大宋。想攻则攻，想退则退，进退自如，对将帅来说，没有什么仗比这更好打了。比如现在对高丽的支持，这边能通过水军在海外消耗辽国国力，而河北、河东却不用担心辽国的骑兵。没有比这样的战争更为舒心惬意了。”
许多人因为宗泽的发言而陷入了沉思，但还有人不服：“可海上风浪，军器粮草能有多少送到海外的官军手中？”
出身两浙，宗泽对海贸多有了解，“就算是风浪再大，至少都能有一半抵达。而且船只日夜都在航行，速度比陆路更快。《桂窗丛谈》都看过吧，里面说起各种输送粮草的方法和消耗，陆上千里转运，若只用人畜，一路上都要吃饭，最后能送到前方的不过十分之一。车运好一点，轨道和纲船水运就更好了。但最多也不过七八百料的纲船，还有不铺好路就不能用的轨道，能比得上动辄万石的海上巨舟？一艘海船抵得几百上千台车，百姓也不用受转运之苦。这样的战事，对国库财计的消耗是最少的，朝廷也打得起。”
没人还能提出反对的意见，宗泽重又拿起筷子，“以宗泽愚见，朝廷现如今所考虑的不是先南还是先北的问题。中国人口只会越来越多，战事也不会有休止的时候，长生不败的战法世上从来没有，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败而不损的战术。高丽，正是这样的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