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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北伐，可谓精锐齐发，仅殿前、侍卫两司禁军，便发十万之众，两京及其周边戍守的兵力，大部抽调。殿前司下属铁骑、龙栖、小底，侍卫司下属龙捷、护圣、奉国、兴捷悉数从征，而其中，马军就有三万骑。
再兼北面都部署下属的四万边军，以及河北都司调集两万多地方兵马，以及燕军两万，还有郭崇威在西北地区征召的上万雇佣骑兵。
是故，此番北伐，仅河北方面，大汉所遣战卒，就是实打实的二十万众，除了都司兵马与雇佣的杂骑战力稍弱之外，剩下的都是经过常年操练的精锐。若是再算上大量的辅卒以及民夫，那人数则突破了四十万人。
这样的实力，用倾国之力来形容或许勉强，但在维持国内统治稳定、诸边防御的基础上，大汉朝廷也算做到极限了。而集大汉七成以上的精锐，刘承祐选择御驾亲征，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御驾亲征的问题，朝中又是一番争执，总有人持谨慎态度，不想让皇帝去北方冒险。大兵之争，胜负难料，如果以这样的实力，北伐仍旧失利了，那无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威信的巨大挫伤。
皇帝最好还是坐镇东京，安定人心。事未虑胜而先虑败，是个谨慎持重的态度，然而，很多人都只顾着想战败的后果，却少思胜利的辉煌。
是故，哪怕有范质为首的一些大臣极力劝谏，但根本无用。乾祐元年，国家困难，亲征一个李守贞都劝不住，而况于如今权威愈盛的皇帝。
如此庞大的动兵规模，除了完善有序后勤支撑，诸军的协调统率，是至关重要的，而指挥系统的构建则是重中之重。
皇帝亲征，御营由铁骑军、龙栖军、大内军一部，以及一些辅卒及后勤人员组成，约步骑三万，由赵匡胤担任都部署。
在前线设幽燕行营，陈留王安审琦为都部署，燕王赵匡赞副之，总督汉燕诸军。其下，高怀德为马军都统，慕容延钊为步军都统，柴荣为都监。后勤方面，以李处耘为行营粮料使，韩徽（韩通之子）为副使，负责营前辅卒、民夫的管理以及军需之供应。宰臣魏仁溥为两河转运使，薛居正挂副使职，负责后方军资的筹措供应。
而御驾出发之前，对于东京，刘承祐自然做了妥善的安排。太子监国，诸宰辅之，处理政务，保证在皇帝离京期间国家的正常运转，这在皇帝前几次出巡期间，已经有过充足的经验，只是此次，有个少年太子当作吉祥物供着。
当然，太后、皇后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此次，雍王刘承勋也在辅臣之列。由于柴荣、李处耘都随军北征，枢密院的事务，暂由王朴权领。
至于京城的防御，刘承祐交给了向训以及韩通，分兼并正副巡检使。事实上，在大军陆续开拔北上后，东京的兵力防御立时薄弱不少，只有殿前内殿直、侍卫武节军、皇城大内军以及一部分巡检兵马。当然，这还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拱卫京师。
兵力抽调得最狠的，还得属洛阳、滑、卫、澶、濮及大名府这些拱卫东京的重镇，这些地方也是一直以来禁军戍防的主要地区，兵马北调之后，防御可以用空虚来形容。不过，如果敌军想要进攻到这些核心统治地区，也基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此次北伐，大汉也不仅河北这一路大军，次之的是河东方面，由国丈、卫王符彦卿为主帅，总督河东兵马，王彦超副之，发五万步骑，出雁门、保德地区，攻略云朔，杨业为先锋使。
另外，还有几路偏师，郑国公史弘肇、定边军使王彦升也率师自灵州地区活动。靖江军都指挥使，率莱州水师，跨海北渡，寻机切断辽西走廊，以绝关外辽国兵马。
夏州李彝殷、延州高绍基也都发诏，令其攻辽。李彝殷那边，或许仗着汉辽交兵的底气，敢北击契丹，扩充地盘，增加实力。但背后有高绍基这根搅屎棍在，一同举兵，想要安心兵事，基本不可能。毕竟，李、高两家算是世仇了。而夏延之师，很可能到最后也就助助声势。
至于高丽那边，伐辽的诏书也由汉使递交，不过那高丽光宗王昭正忙着改革，打击豪强，杀戮功臣，让他为大汉火中取栗，发兵对付辽军，基本也不可能，能够表明一下态度，就算他亲汉了。
北伐大业，对付辽军，还得靠大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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