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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继任的兵部尚书乃是赵匡胤，直接把他从枢密院给调离了。
至于枢密院这边，也有所调整，李处耘仍稳居枢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枢密学士承旨韩徽则高升，调至三司任盐铁使。
从刘皇帝对王溥、安守忠的任用来看，过去那些从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经逐渐成为大汉朝廷的骨干力量了。
对于禁军职位，倒没有进行大调整，向训、高怀德、韩通仍管着侍卫、殿前、巡检三衙门，不过杨业调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都虞侯。
在这个基础上，刘皇帝再度从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选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员，分赴诸道州，作为朝廷的劝政使，指导宣扬开宝新政，当然也承担一部分监督的职责。
与此同时，对于当下大汉的行政区划问题，也到了最后的落实阶段。对于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如何重新划分，也已经酝酿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