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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安分下来的境内契丹人，驯化很顺利，这还是得益于辽国时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
榆林地区，自然有其特殊性，地域的特殊，以及民族的特殊。造成如今糜烂的局面，决策层有责任，执行层也要背大锅，当然，党项人的难驯与排外也是关键因素。
而从榆林地方官僚们那迟钝的表现也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他们对朝廷的那些政策，实则也不是很接受。
大概就是觉得太折腾，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对于这些内附胡族，既有先例可循，行羁縻政策，分而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实在是不得人心。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他们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乱子即可，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他们是来做官的，不是来坐火炉子的。
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出了乱子，都不得幸免，何况其他外臣。
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留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右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桉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甚至，都不需要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断定，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
因而，在过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让野利部众，相互举报，报则有赏，同时，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戒严排查，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有了中枢背书，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