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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至崇拜的，然而，如今看来，再英明也有走眼之时。
显然，经此一事，刘旸对宋白是异常不满。同时也不禁想起前任府尹宋准，同是姓宋，这为官办差的差距怎么如此之远。
不过，相比起宋白，更让刘旸为难的，显然还是惹出此次麻烦的刘晔。此事当然是由刘晔引发的了，若非其行不矩，又怎会给人找到利用攻讦的机会，否则寇准胆子再大，也不敢行此等事！
或许是因为刘晔之事，刘旸取消了当日的小朝会，甚至连正常的问政都取消了。但与此同时，他又先后召见了赵王刘昉、尚书令吕端、皇城使王约以及还没正式上任的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等大臣。
不管起因如何，过程如何，结果就是，“凉国公下狱”之事成为了事实，而此事在大汉朝野之间的影响，用轩然大波来形容是没有任何问题了，也迅速转移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注意力，使其成为“封国之议”之外中枢的又一焦点事件。
而两件事都牵扯到诸侯王，天然地被人联系到一起，也凸显出一点，当下朝廷中枢的事务重心就是诸王封国之事。
一大波原本对“封国成本”磨刀霍霍的臣僚，都在事发后调转矛头，把注意力转向刘晔这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封国更容易也更适合拿来做文章。
因为前者，有世祖皇帝的“祖制”在，不论怎么使劲，怎么诘难，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动摇得了，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争取到一些皮毛的调整。
后者则完全不一样的，影响更加深重，因为涉及到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那就是皇室天然拥有的“司法豁免权”。
皇室、宗室犯罪，世祖皇帝在这方面法律的规定是有些模糊甚至可以说粗糙的，简单到就一条规定，宗室犯罪，交宗正寺论处，而宗正寺如何处置，却又另成一套体系。这对朝廷的司法权威，显然是一种伤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等政治正确式的理念，在实际的法条上却是完全抛弃的。
如此两套办法，久而久之，是必然会产生冲突的，这与宫廷内部那一套独立的体系还不一样，宫规毕竟具备局限性，范围有限，规矩却更细致。
但宗室问题，却是直接涉及到政治法制，其犯的任何事，侵害的都是大汉正常的行政、司法秩序。过去，冲突还不那么明显。
一是有世祖皇帝的压制，谁敢犯事，也是下狠手的，不只是拿鞭子抽，拿板子打，还能里圈禁至死，虽然对龙子龙孙地没有那么严苛也就是了；
二则是早年皇室成员还不算太多，影响的范围也有限，然而等到世祖皇帝后期之时，整个宗室成员已经是大爆发了，仅天家就是一大家子，而将来也只会越来越多，而宗正寺的管理，能否真正覆盖到所有皇族，能否严格执法，其法条又是否该更清晰明确一些......
带着类似的思虑，转移阵地的臣僚们，开始就此展开，踊跃发言进言了，一副为国尽虑、为皇室尽忠的样子。
事实上，就是皇帝刘旸自己，也有所考量，对皇宗的管理，的确要有所收束，不能任其泛滥，否则败坏的是皇室的声望，威胁的是帝国的统治。
然而，大臣们的积极谏言，又让刘旸不得不怀疑，他如此踊跃的机心究竟何在？是不是想要剥夺一部分皇室成员在司法上的特权，以此来限制皇权？如果是这样，那绝对不允许。
但是，皇室管理条例也必需进行一定的改革，对此，刘旸还真陷入了一定的矛盾之中。不过有一说一，刘晔之事，倒也算一个整改的契机，刘旸比较坚定的主意是，绝不能让那些朝臣牵着鼻子走......
相比于庙堂之上那些复杂、隐晦的权衡与角力，洛阳百姓就是兴致勃勃地吃“刘晔下狱”这个大瓜了。身为没有多少反抗能力的被统治者，在面对权贵之时，往往只有卑微仰望的份儿，但反抗权威的“心理”，却几乎是本能。
当有权贵失落，最兴奋的，也都是黔首屁民，便是自己无法勃发，倘有人站出来质疑、挑战权威，也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寇准在此事中，就成为了这样一个角色，承担起某一部分屁民“反抗权威”的寄望。
关于此事的谣言在民间有很多版本，寇准是绝对主角，而其中传得最夸张的一版是这样的：寇判官不惧权贵，秉公执法，带人强闯凉国公府，将杀人罪犯周隼捉拿归案，其后，凉国公为寇判官铁面无私、浩然正气所慑，忧思难安之下，主动到洛阳府投案......
似这样的消息，传到洛阳府狱中时，怡然自得的刘晔差点没原地爆炸！这究竟得是怎样的愚民蠢货，才能相信这种传言，偏偏就有人信了，还不少，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