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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官僚）给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实上，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
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
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
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
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
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
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
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
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
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
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其恶劣，这可不是边远地区的蛮族少民作乱，而是汉人。上一次，还得是榆林之乱中的袁氏兄弟.....
而这些乱象，伴随着各种声音，层层上报，有如万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声势滔天，直指新税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几分奏章中，已经有人建言，该废除新弊制，恢复旧制，还天下以安宁了!
虽然只是开个头，但皇帝刘旸，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轻薄奏章背后，紧随而来的涛涛声浪，汹涌舆情，他即将面对的或许也是铺天盖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