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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却几乎是无限叠加。到最后，朝廷内部，除了鲁王一系的人还在苦苦坚持之外，余者尽是反对之音，甚至于连折氏家族眼见事情不妙，都偃旗息鼓了。
如果说一开始，双方还算就事论事，引经据典，围绕着帝国礼制而展开辩论。那么发展到后面，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翻旧账，扯烂事，朝廷的空气立刻就变得污浊起来。
事情的性质，也随着影响波及范围的广泛，超越了“太妃追封”本身，彻底变成皇权与相权，“辅臣派”与“帝党”之间的正面冲突。
当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出现之后，鲁王的“事败”也就随之发生。朝廷上下，那些拥护皇帝的人，未必从心里敬服他，但是，站在皇帝这一边，显然是风险更小的选择。而人趋利避害之本性，也会促使他们去追逐胜利者。
何况，朝廷内部的形势本就复杂，形形色色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利益诉求也各有不同。有愚忠皇帝者，有一心为国者，有有识之士，同样还有幸进之徒，而想要求得快速升拔，显然侍候刘文澎这么一个年轻帝王要更容易些。
事实上，刘文澎这样一个任性皇帝待在至尊之位上，有人感到担忧，但同样有人感到窃喜，毕竟，只需要讨得欢心，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这难道不比伺候一个勤勉英明的帝王，与那些老成谋国辅臣，要来得更加容易？
于是乎，鲁王刘暧在平康四年的这场“追尊大议”中倒了台，这场皇权与臣权的斗争，还是以皇权的胜利告终。
刘暧这回是彻底失势，在“折太妃”下葬陪陵之后，便被迫使离朝出海，前往南海岛（菲律宾群岛）封国去就国了。伴随着的，是一大波“鲁王派”被黜落，这倒一定程度让刘暧在就国初期没有人才短缺的烦恼。
而随着刘暧的就国，维系了三年多的辅政格局彻底宣告崩溃，雍熙辅臣，向德明、李继隆那是属于掌控军令、军政的勋贵派，如非必要，是基本不参与朝政斗争的，这也是不管中枢如何斗争，帝国都没有乱起来的原因之一。
而剩下的，如张齐贤、李沆者，虽然依旧是朝廷重臣、士林领袖，但是已彻底压服众多势力派系。说到底，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在大汉帝国的统治阶层并不占据核心地位，而此前能处高位、掌握大权，更多是因为世祖、太宗二帝需要用他们平衡朝局，并对帝国那庞大的勋贵及军功地主阶级进行了一定的压制。
一个个辅臣的失势、倒台、离开，太宗皇帝驾崩前设置的帝国中枢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代表着属于刘文澎的皇权的复苏，伴随着的，帝国功臣勋贵之家权势的逐步攀升。
毕竟，刘文澎掌权，对于帝国上下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压制力与约束力实际上是大幅下降的。
当然了，刘文澎是看不到这些的，他还沉浸在正面击败刘暧这个皇叔的喜悦中，为此，他还大封了一波“功臣”。
比如在大议中坚定支持皇帝的秘书监王钦若，便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事实上承担起鲁王刘暧此前的权责，可谓一步登天。盐铁使董俨，晋为财政副使，其余诸如刘规、王约、林特、陈象舆等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功臣”，也都得到封赏。
比起他爹，在这些事情方面，刘文澎可要大方多了。帝党崛起之势，自此不可阻挡，大汉帝国也真正进入到属于平康皇帝的时代。
只不过，在志得意满地行事皇帝大权的同时，种种矛盾也在潜然滋生发展。年轻皇帝的权威得到了重新树立，但帝国政令却不似从前那般统一，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多有混乱，如此咄咄怪事，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
问题出在哪里，显然在皇帝。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赵王刘昉，若说对折太妃之心最为纯粹的，毫无疑问是他了。
而因为此事，刘昉也头一次对皇帝产生了不满。他并不在意太妃能否追封皇后，但他对刘文澎把政治斗争手段运用到此事上，让太妃死后也不得安宁，还需面对满朝的议论，刘昉极其不满的。
嘴上不说，但心头是十分恼怒的。同样的情绪，也针对鲁王刘暧这个亲兄弟，这也是从头到尾，刘昉都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言论，出手任何动作的原因。
大抵是心虚的原因，时候刘文澎倒是想起了刘昉这个四叔，还亲自到邙山“诚庐”看望刘昉，并就此事进行道歉，诉说他的无奈。只不过，垂垂老矣的赵王刘昉，耳不聪，目不明，反应迟钝，让刘文澎郁闷而归。
平康四年秋八月，随着尚书令张齐贤被罢免，大汉帝国也真正迎来属于皇帝刘文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