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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认为周赫煊的那一套属于歪理邪说。
牛津学派的加塞特就写文章反驳说:“隐喻是毫无用处的修辞格,它淹没并消解主题,除了骗稿费实在没有别的作用。在戏剧创作的时候,应该用直白的语言,直接的表达思想和主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没有周赫煊先生分析的那么复杂,它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创作手段,我们不应该对此进行过度解读。”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的文化界、戏剧界就吵起来,一派支持周赫煊的观点,并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派嘲笑周赫煊的解读纯属多余,属于戏剧创作理念的倒退式研究。
与此同时,英国的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周赫煊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甚至有语言学家给出版社写信,向周赫煊请教认知语言学的详细内容。
周赫煊非常大方地回信,把认知语言学从头讲述。
比如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就分为三种,即本体隐喻、结构隐喻和取向隐喻——隐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平时说话也经常用到,比如骂人说“你这头猪”。这就是隐喻,人非猪,但可以跟猪一样笨。
在回信以后,周赫煊干脆写了一篇关于认知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学术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兴起一种“结构语言学”,常常以城市来命名,比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像布拉格学派,就是专门研究“功能语言学”这一分支,美国那边还有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周赫煊提出的“认知语言学”,既不同于当下主流的传统语言学,又不同于新兴的“结构语言学”,立即引起英国诸多语言学家的兴趣,竟然在3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伦敦学派”,接着传播到美国和法国形成“巴黎学派”、“纽约学派”。
周赫煊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全新解释,在英国一直没有定论,拥护者众多,反对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认知语言学”,飞快地在英国传播开来,并开花结果酝酿出多个分支。
至4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已经成为世界两大新兴语言学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周赫煊的“认知语言学”,甚至被欧洲一些学者做为反法西斯的武器使用。因为这种语言学的理论,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以及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各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周赫煊也被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在语言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事实上,周赫煊只写过一篇论文而已,大致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剩下的内容都要靠后来的研究者去补充。
但不管如何,后世在提起周赫煊的时候,“语言学家”这个头衔是摘不掉的。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一些周赫煊的研究者,信誓旦旦地声称周先生会说20多种语言和方言。
还有好事者编撰着花边故事,比如周先生初到某国时语言不通,跟一位当地的姑娘相爱同居并学会了那里的语言。这种扯淡的爱情传说,居然还被拍成了电影,结果被周赫煊的后人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