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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使人对其该归于何类都有分歧。《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则多将它归入地理书，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则将它视为“古之巫书”。因此，《山海经》问世之后，关于其内容、成书时间、作者的争论就一直众说纷纭，成了未解的悬案。
从刘向、刘歆父子及东汉王充的说法来看，《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但书中记载的故事还有大禹、伯益以后的史实，所以这个说法难有说服力。到了后来，在结合炎黄两族的传说基础之上，又有了南方楚人作和巴蜀人作等说法。但当代的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山海经》实际上是一部累积型的作品，并非一人或几人创作而成。
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头，当关于《山海经》的争论传到国外时，法国的汉学家马伯乐竟认为《山海经》中的地理描述与公元前5世纪外来的印度和伊朗文化联系紧密，深受其影响。到了后来，香港学者卫聚贤在《古史研究》中又声称《山海经》的作者是印度人。虽然有些人的观点显得牵强附会，有哗众取宠之嫌，但也不乏真知灼见。究其原因，这与《山海经》的博大精深、无所不容的内容是分不开的。
后世影响
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据谭先生研究：《山海经》中记载的山峦，在后代的汉晋书籍中有确切记载的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约一百四十余座。其中对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准确。这应该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其中对诸多奇异国家和民族的记载，虽然并非都是真实的，但对地理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其中禹杀相柳的传说，就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正是这些大量神话的存在，才为今天的我们在研究原始宗教方面留下了难得的材料。《山海经》中还记载有一些古代巫师的祭祀活动，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其中关于一些神奇动物的记载，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这无疑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重要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与历史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远古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其中的一些记载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荒诞之言。同时，《山海经》还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像《海内经》中的“后稷是始播百谷”和“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中的“叔均乃为田祖”。所有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
从对文学的影响来看，《山海经》对后世诸子百家的作品创作也影响深远。像《诗经》和《楚辞》，都留有古神话的痕迹。另外，《老子》《庄子》《淮南子》等道家经典也吸取了不少神话的哲理思想。到了后来的《左传》《史记》《尚书》等，就把吸取的神话加以历史化，成了考究历史的重要文献。后来的著名诗人，如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和李白的《蜀道难》《北风行》等著名诗篇都是源自《山海经》中的神话。元、明、清时期的神怪小说，如《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无不与《山海经》一脉相承。
总之，《山海经》这部以神话为主的文学作品，是集象征、想象、夸张等手法于一体，再加上情感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字表达，才有了这么多神奇的篇章和深远的影响，被后人称誉为“中国文学的宝矿”。
译注者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