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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夷为水神，居极北之地。“九阳”指太阳或日出处，《后汉书·仲长统传》：“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楚辞·远游》：“朝濯发于汤谷，夕晞余身兮九阳。”稽康〈琴赋〉：“夕纳景于虞渊兮，日晞干于九阳。”在《神雕》及《倚天》小说中，“九阴真经”的宗旨极重阴柔，是老子的道家之学；“九阳真经”的宗旨是阴阳调和及互济，纠正道家之偏。
武侠小说中的门派、人名、招式、功夫等等，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创，可以批评其名称不雅、违反常规、不合逻辑，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来批评唐朝人的著作。什么“辟邪剑法”、“葵花宝典”、“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九阴真经”、“九阳真经”等等，全是金庸的胡思乱想，等于是令狐冲和岳灵珊所创的“冲灵剑法”。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创制成功“桃谷六神功”，只金庸可予以制止，不令宣布，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法子，不能批评其“六神功”不妥，以“七神功”较合。你如能辩得赢这六位仁兄，放弃原意而改采阁下建议，阁下已有资格列入“桃谷七仙”了。
“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之名，系撰作人黄裳先生及另一位无名高人根据道书而撰作，与儒家无关，与儒家尊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关，更与可能是战国后期甚至是秦汉时始成的《易传》无关。《易传》方创九阳六阴之说，黄裳与无名高人全当他们是“放那种气”。正如老子的哲学中有若干朴素的辩证法，岂能以后世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之辩证法来指摘老子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此“黑”，非黑格尔也；公孙龙子曰：“白马非马”，此“马”，非马克思也。
少年读者要学习《易经》，可参读朱伯昆、高亨、张岱年、钱穆、侯外庐、任继愈、李镜池、冯友兰、李学勤、陈鼓应等诸位先生的著作。我的小说中所说的“九阴”、“一阳”之类，属于游戏文章，并无真正的实际意义，不必认真注意。
本章后记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香港《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初创的最艰苦阶段。重行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或许已很淡泊了，然而在郭靖、杨过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给人认为毫无意义呢？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识、政治规范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会消灭，那时候“爱国”、“叛国”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份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在小说中所写的，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恬淡，再加上自幼的修练，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
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Aepyornistitan），身高十尺余，体重一千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公元一六六〇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几面还大些。但这种鸟类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侠侣》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