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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经验，所以他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人的限制，确立以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立誓言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
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阶层，大批文彦学子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经过百年的强化，正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这些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持着国家的政治运行，所以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出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可以说大宋王朝是士人们撑起了一片天，也造就了历史上‘宋是文人士子的天堂’的传说。
但正是因为士人们的命运也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更加忠于皇室，积极上书言事，平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国事民情。这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它反映出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心态，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虽说看似和谐。可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在百年中从未消失，皇权膨胀必然打压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为代价。士人集团。而相权的膨胀自然使皇权受限，引起皇族的不满。打压相权。两种权力就是在这种争斗和妥协中蹒跚前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太祖所立誓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便是保持这种平衡的纽带，双方斗的再狠，也不会伤害对方的生命…
“神宗朝，新旧两党相争，本只是义气和理念之争，但新党炮制‘乌台诗案’将旧党苏大学生打入大牢，开启了文字狱的先河；反之元祐更化之后。旧党执政，以牙还牙，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但先皇依然遵循誓言不敢刑杀！”杨时说道。
“至前朝，朝纲已乱，太上皇收集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宰相蔡京对先皇说：你不杀邓肃，恐怕浮言将祸乱天下。但先皇说其还是个重臣，只取消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可见先皇还记得太祖誓碑。你陈东此次率开封军民在皇宫前伏阙示威，上书言事，宰相李邦彦以你们‘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余将你等太学生逮捕处死，若不是王爷早有安排没有得逞。你便开了本朝斩杀言事者的恶例，此次你虽然死里逃生。但京中随你上书的数十位军民被当街斩杀！”周行己叹息道。
“仁宗朝，辽国犯界，一位转运使临阵脱逃遭到弹劾，朝议以与重处，仁宗皇帝也想杀之以儆效尤，可却被朝臣以太祖誓言劝阻。人人知其罪当斩，但仍劝皇上免其死罪，就是不想开斩杀士大夫的之例。此次你伏阙逼宫，要诛奸佞，圣上本就对他们心怀怨恨，借刀杀了王黼、梁师成等人，又开先河。”杨时愤懑地说道。
“龟山先生，王黼之流祸国殃民，杀之乃是快天下人心之事，难道也错了吗？”陈东说道，显然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少阳，你可知有其一，必有其二。这把刀可以杀奸佞，也可杀忠臣，李纲如出援失败，即使从沙场上逃得性命，也难逃这把刀！”杨时皱了皱眉说道。
“李大人忠心为国，天地可鉴，怎么能杀得？”陈东急忙说道。
“败军之将不该斩吗？你们要求诛杀童贯不就是因为他是个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吗？童贯杀的，当然李纲也杀得！”杨时冷哼一声说道。
“啊…”陈东听罢冷汗如雨，讶然出声道，自己只是想为国除奸，没想到意气用事却连累了天下的士人和王爷，“王爷，属下一时冲动，却牵连到了王爷，真是该死！”他俯首施礼道。
“这事错在本王，知你是血性之人就不该在这个时候遣你回京，事已至此，懊悔已经没有意义，不过少阳还要记住这次教训，切不可再意气用事！”赵柽笑笑说道，他知道一个国家的进步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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