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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的儿子班勇再度开通，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治柳中，执行都护任务，自此遂以长史行都护职，桓帝时有赵评、王敬，灵帝时有张晏为西域长史，但因为东汉朝廷跟羌人的战争愈演愈烈，丝绸之路在灵帝末年已经断绝。
丝绸之路是一条黄金之路，魏延一心想要从罗马帝国那里赚取大量金币，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条黄金之路断绝呢，再者丝绸之路又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大汉想要了解世界，就要有一个通道，当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完全打通的情况下，陆上的丝绸之路愈显重要。
若干年后，魏延效仿盛唐时期，任命班超的后裔班荣为西域长史，从凉州甄选精锐士卒，变成八千人马的西征军，前去打通丝绸之路。
班荣遵照魏延的指示，采用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政策，笼络一批西域小国，对抗另外一批西域小国，而魏延又不断地通过凉州向西域增兵，准备逐渐地控制西域各国。
与此同时，还新修了玉门关，开放了沿途各个关隘，同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绸之路分线，将西线打通到中亚。
魏延对班荣的要求是，改变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让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丝绸之路畅通一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的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
丝绸之路重开，并不费劲，因为这是军事行动主导的经济活动，派兵过去，就能完成。
魏延站在洛阳城头，环顾四方，考虑的是定都洛阳数百年甚至更长远的规划。
路上交通的驰道、直道要以洛阳为中心了，而不能再以其他地方为中心了。
过去为了抵御鲜卑入侵，重修了秦直道和秦驰道，魏延麾下的朔州建设兵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套用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汉直道和汉驰道上，事半功倍，魏延并不忧虑。
魏延唯一忧虑的是洛阳的漕运，火车没有问世之前，船运从各个方面都比路上车运要好，魏延继续以洛阳为都城，就必须要考虑到要大兴漕运，甚至要像隋炀帝杨广那样兴修运河。
其实隋炀帝杨广修运河是没错的，运河是必须要修的，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杨广修了大运河以后，沟通了东西南北，东西南北都用水连起来，组成水网，把几大自然水系（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变成一个大水系，是一盘大活棋。
杨广挖掘运河，葬送了隋朝，给李唐做了嫁衣，大运河迎来了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奠定了唐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础。
魏延开始着手布局以洛阳为中心的连同南北的运河，连同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不仅有利于南北经济汇通，更有利于自己的军事行动，有利于自己统一整个大汉。
魏延吸取杨广的教训，没有限定要在三五年内非要修好，他给出的时间表是二十年。
这些日子，魏延渐渐习惯了上位者的思考方式，他不再是局限于原来那个武将的简单思维，考虑问题不但是从全局，更会考虑到数年数十年的未来。
魏延现在夺取洛阳城，他考虑的就不仅是对抗洛阳东北的袁绍和洛阳东南的曹操来守住洛阳城，他要考虑到如何迅速击败袁绍和曹操，他还要考虑到该如何拿下江东。
这一系列的军事计划，都跟运输问题密切相关，军事人员的运输以及粮草的运输，运输的快慢很多时候直接决定了军事行动的成败。
在这个二世纪，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根本无法做到朝发夕至，军事行动只能靠骑马、坐马车牛车和步行，要跋山涉水，行动十分艰难和缓慢，特别是去河网众多的江东地区，靠车马运输更是缓慢。
所以魏延在布局以洛阳为中心大修直道、驰道之余，更准备大兴漕运。
漕运，便是把人和物放在船上，或人划，或扬帆，或做水闸提升下降，可以日行数十里甚至百里，船大，可运兵，可运马，可运粮食，可运草料，可运煤炭，可运石材，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以致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的国家行为。
但是，神州大地上，除了偏远的额尔齐斯河与澜沧江之外，所有大河都是由西向东横向流动，没有一条南北纵向的大河，这是由神州西高东低的基本地势所决定的。在这些河流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中下游在东汉时期是经济、文化、科学最发达、最昌明的区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所在。可是，黄河自西向东的流向，便于东西横向联系，而不便于南北纵向的联系，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之地，但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神州经济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
魏延暂时并不在乎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因为经济文化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魏延最关心的是军事行动和粮食运输，为了便于控制南方地区并把南北方的物产相互交换运输，运河必须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