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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幸运的是，当我在1966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的教授一职的时候终于有了机会当面向袁先生问这个问题。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接到袁先生电话真的非常激动，而当听到他邀请我去袁氏庄园打麻将，我差点晕了过去。
当时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这样的生理学教授，难道他会关心我在新几内亚的鸟类生态与演化行为的研究吗？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十分关注生理学的最新发展，而且对于这个学科有着非常深入且精辟的见解。他还鼓励我往人类学方向发展，这确实让我确定了将来的研究方向。
我原本以为爱因斯坦先生说的没错，袁先生的才智足以让他成为任何一个学科大师的天才。但是接触过袁先生，我才发现爱因斯坦说错了，袁先生本来就是人类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在很多学科上面都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
当我在麻将桌上向他提了这个问题。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不是他刻意要影响美国文化，而是美国文化正等着他来影响。
比如说麻将。实际上，二十年代的美国人正在等待着一种类似的娱乐方式，而袁先生和他的麻友们只不过是恰逢其时罢了。
禁酒令的实行，城市化的深入，中产阶级的崛起让美国人需要一种兼具社交性、娱乐性和仪式性的室内娱乐方式，而麻将正迎合了这种需求。
如果早十年或者晚十年，麻将是不可能很快地在全美国流行开来的。
当然，名人的示范效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早一批的麻将爱好者几乎都是纽约名流和华尔街的金融从业人员，这给麻将打上了高智商的标签。
而哈丁总统夫妇对于麻将的爱好经过新闻媒体的宣传也变得家喻户晓，华盛顿的贵妇们都以到白宫陪第一夫人打麻将为荣，这也让麻将成了上流社会的标志。
麻将是这样，袁先生写的小说拍的电影也是这样。
就像袁燕倏先生说的，就是一头猪站在风头上也能飞起来，何况是他的作品都相当因吹斯听。
其实，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优秀的娱乐产品都是一种相当稀缺的资源。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之一。
人类社会产生了这些娱乐产品，反过来这些娱乐产品形塑了人类社会。
我希望使读者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
今年也就是1994年是袁燕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把这本书献给这位深刻地影响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伟大人物。
——节选自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小说、电影与麻将》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