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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听说宋骁飞要去见刘铭传，说：“大总统何必亲自前往，派人去请他来总统府不就行了。 ”
宋骁飞说：“不了，最近他身体状况不佳，在贤良古寺休养，我还是亲自前往。”
阮忠枢又说：“那多带一些侍卫前去吧，就带两个侍卫，太不安全。”
宋骁飞说：“有大刀王五在，你放心。而且贤良寺离总统府本来就不远，没事的。”
阮忠枢不再说话，马上出去准备了。
过了片刻，宋骁飞便坐上去贤良寺的马车，马车驶入长安大街，宋骁飞掀开玻璃窗上的帘子，望着街道两旁的商店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感觉和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丝绸店，勾栏酒肆，西洋行，一应俱全，街道也比以前宽阔了不少，基本上没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过了校尉胡同，到了贤良寺的山门口，寺庙的住持一贤大师赶忙出来迎接，拱手行礼道：“不知大总统大驾光临，老衲有失远迎，尚望恕罪。”
宋骁飞说：“大师言重了。我只是微服来此见一个老朋友，并没有什么公干。不必多礼。”
主持一贤赶紧伸手肃客：“善哉，善哉！敝寺还是蓬荜生辉。大总统里面请。”
在西厢的客房，刘铭传听说宋骁飞来了，已经穿好衣服，挣扎着坐了起来。宋骁飞给刘铭传带了他最喜欢吃的杏黄桃，说：“大哥不必拘礼，今日前来，也就是叙叙旧。”
刘铭传知道宋骁飞肯定知晓李经方也来看过他，怕是对他起了疑心。咳嗽了两声，说：“叙旧好。前些日子，伯行侄子也经常来看我。我说我是真的老了，不想再管政事。正好大总统今日前来。请允许我解甲归田吧。你知道。我很久没回刘老圩了，很是想念。”
刘铭传的话外之音。明显是说他没有和李经方谈论什么政事，宋骁飞自然明白，他一笑，说：“提起刘老圩。我倒也想去看看了。刘大哥可还记得，当年我奉恩师李中堂之命，去刘老圩请你出山，我们一起远征朝鲜，把小日本打得满地找牙。”
刘铭传说：“是呀，一晃三十年过去。人生真是苦短，匆匆而过。不过今日贤弟揽天下之兵。肩天下之重任，不可妄自屈尊。如果要干什么，就大胆去干，为兄自当全力支持。”
宋骁飞听了这话。知道刘铭传还是真心诚意支持自己再任大总统的，内心深感欣慰。那天，宋骁飞和刘铭传聊了将近几个时辰，两人喝酒言欢，到了傍晚时分，宋骁飞才回到总统府。
宋骁飞前脚刚踏进办公室，阮忠枢就进来问他和刘铭传见面的情况，宋骁飞说，“刘大哥深名大义，我看李经方那只苍蝇，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阮忠枢说：“那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说完，阮忠枢递给宋骁飞一份文件，上面竟然是鲁迅原来发表的三篇文章，即是《呐喊》，文章里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谈“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里面还提到，“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因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第三篇就是《为金钱正名》：人人道德上谴责金钱，在行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这是为什么呢？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传统思维。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激烈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对“逐利”的态度不一样。传统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为是受正统鄙视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无法发展壮大的原因。到了共和国，也还有无知的人提出“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只愿发展“国家资本”。
宋骁飞对阮忠枢说：“这几篇文章是老文章了，观点不错，我已经看过了。怎么这时你还拿来给我看。”
阮忠枢说：“最近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三篇文章发给国会议员们传阅。还说鲁迅把教育部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宋骁飞说：“鲁迅在教育部升官，是我钦点的。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是针对我的吗？”
阮忠枢说：“主要还是现在中西文化碰撞，大家的思想有点乱。”
宋骁飞想了想，对阮忠枢说，“既然如此，你帮我准备一下。在今年政治.协商会议之前，我到国会做一场演讲，统一一下大会的指导思想。一个执政党，总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演讲稿我亲自来准备。”
阮忠枢说：“这样甚好。”
1905年的春天，北京城里的玉兰花，开得无比洁白灿烂。柔软的阳光随着风中的柳条翩翩起舞，那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的一天，宋骁飞向全体议员作了《什么是国家》的报告，报告中说：国家绝对不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暴力机器。国家是由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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