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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共和国的宪法里，早就补加了男女平等这一条款。但因为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传统，人们的封建观念严重，男女平权仍只是一句停留在纸上的空谈而已。到1904年，宋骁飞提议把中国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诞辰之日——2月17日定为妇女节，获国会通过，中国妇女地位与日俱增。加之工业化的发展，在社会各行业中，都有女性，女记者、女医生、女护士、女教师，除了专门的女子学校兴起，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招收女大学生。
但1904年，那一场关于妓馆存废的争议中，唐群英和沈佩贞、秋瑾等妇女党成员，组织“女子参政联盟”，大闹国会，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竟然率领一群娘子军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脚踢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男议员们纷纷罢会抗议，于是宋骁飞不得不签发总统令，下令解散“女子参政联盟”，取消容蓉的妇女党在北京的议政权利，女权运动在中国一时陷入低谷。
但唐群英何许人也？她是资深的女权主义者。其父是湘军将领，家风所致，从小性情豪爽奔放。她在家做闺女时便骑马，击剑，吟诗，“常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她与同样雄心万丈、深感闺中寂寞的秋瑾一见如故，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一吐胸中的郁闷。1895年至1897年这两年间，唐群英迭遭不幸，先是女儿夭折，然后是夫君病故，她的情绪一落千丈。但她很快就振作精神，决定“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为了彻底改变女人的弱者形象，她博览群书，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思想出路。当她偶然读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其中有一句话，意思是：“女人应该有权利跟男人一样接受教育，获得荣誉，管理社会。”那一瞬间，唐群英的心眼仿佛接通了电源，倏然为之闪亮，于是她立定信念，今生今世一定要为妇女争权利、争自由、争幸福，她当即写下一首诗，透露出她当时的心迹： 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所以，唐群英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1904年，女子参政联盟被解散后，唐群英和沈佩贞、秋瑾等人见北京的政治氛围不利于女子争取参政，便当即南下，转战开阜较早、民风开放的广州，和张竹君、郑毓秀等人珠联璧合，继续争取妇女参政的权利。到了广州，她们先创办《女子白话旬报》，声称“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其后，又创办《亚东丛报》，其宗旨一以贯之：“本报提倡女权，发挥民生主义，促进个人自治。”1906年，还创办广州有史以来第一张专门的妇女报纸《女权日报》，极力标榜“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主张。
后来，陈炯明到广州市当民政长。陈炯明因为把家乡惠州府海丰县县长当得不错，治理得井井有条，还在全国率先推行了乡一级政府的直接选举，宋骁飞比较满意，调他到广州市当了民政长官，相当于市长，二十八岁当广州市长，在全国也算比较年轻的。陈炯明的思想比较开放，对秋瑾等人还是比较支持的，当时岭南所有大学，都对女学生开放了，铁路也有了女工，电车上还有了女售票员。这些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但是，唐群英等人并不满足于此， 1906年9月18日，一个叫李佩兰的广州妇女党成员，在当时的广州市议事会上，提出《电争女子参政权案》，提出妇女也要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却因遭到男议员们的反对，而未能获得法定的支持人数，未获广州市参议院通过，李佩兰痛恨“男子压制女权”，在会场大肆詈骂，继之以哭，声泪俱下。唐群英、秋瑾等人大怒，先是召集广州女界名流70多人，发出通告，提出全国要“解放教育、解放职业、解放政权”的口号。
被邀请的女子，大多是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有的是逃婚少女，有的是富商的寡妇。后来，她们还组织了广州城5000多名妇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妇女参政权。按唐群英他们在《女权日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要以炸弹、手枪对付。她们确实还组织了上百人的娘子军，由“鉴湖女侠”秋瑾担任队长。唐群英甚至号召全国妇女，以不跟丈夫过性生活为手段支持她们抗争女权。被《申报》和容蓉的《强国报》报道后，被很多人笑话，因为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参政仍是资产阶级太太、官太太、官小姐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普通家庭妇女的目标。传统文化中的三从四德思想，依然束缚着绝大多数女性。西方妇女争取平等和社会承认，赢得参政权，道路是艰难和曲折的，更不用说在中国了。
唐群英组织5000名妇女进行示威游行，在10月5日达到了**。这一天，陈炯明向广州市议事会提交了一项自己起草的、明确地方选举选民资格的法案，因为法案的条款并未将选举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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