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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妹妹，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情，不必说出来！等咱们有机会打建奴，一仗就可以雪耻，怕什么？”韦宝斩钉截铁道。
韦宝说的斩钉截铁，但毕竟心虚，没有打之前，谁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子、
韦宝心虚，吴雪霞就更加心虚，若不是因为心虚，也不会因为孙承宗派人诋毁而这么生气。
人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无法证明的事情，一边无法证明，一边被人诋毁，等于被人压在地上挨打。
明朝建立，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从未凭借于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
朱元璋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和毋庸置疑的权力和权威。
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为子孙后代创制一套迥异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为此杀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恶也不在话下。
明朝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转捩点，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制度上自我作古。
明制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废除丞相制度，大幅调整官制，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加剧；其二，创设严格的社会管制，建立仿古卫所制，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海上贸易，使明初社会呈现一派“古朴”面貌；其三，于思想文化领域增强控制，以刑杀法律立国，右武轻文，使肃杀、恐怖气氛弥漫明初。
无可否认的，这三大独特之处颇能囊括明初洪武创制的精要，其余枝末之处也无妨是说由它们派生而来。
明初发生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以至于学界已有“元明变革”和“两个南北朝”的论断。
明初的重大变革，明制的独特，这是历史事实。
朱元璋亲手创立这套制度，其来源、缘由又是如何，是学界聚讼之所。
自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每一朝代建立后，它制度的来源，以及与前代制度之间的损益因革，也成为讨论王朝分期时的一个子题。
明朝制度的来源综括诸说，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1、明制脱胎于蒙元。
这一派论点，集中于朱元璋政权所继承的蒙古“草原民族”政权性格，并指出明制中的许多鲜明特质，如臣僚奴化、皇权独尊、皇族分封，和隐微之处，宫妃殉葬、谥法粗疏，均由金元而来。
明代许多与中唐两宋略有不同的东西，只能追溯到元代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治制度史、政治史学者亦多持此论。
明初君权的空前膨胀、臣僚的奴化，与蒙元的“草原帝国”政治特征直接相关。
明制部分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初君权的扩张仍是继承沿袭了唐宋以降君权上升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朝人出于政治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与汉唐宋的继承关系，否认与蒙元的关联。
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
这也一直成为明朝官方的宣传口径。
明初朱元璋向汉族政治传统的收缩和“回归”，或者“江南本位”。
朱元璋自我作古，独创了一套政治制度。
朱元璋个人在制度创设中有决定性作用。
朱元璋创制部分源于红巾军传统，亦可视为此一观点之流亚。思想史研究也颇有循此进路者，从政治生态的特殊性而论思想文化。
元明之间的变革多于继承，断裂大于连续。
明初政治制度是汉族传统、红军特点和元朝基础的混合体。
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而对它的认知、解读也应多元化。
秦汉以前儒家经典的影响。
先秦，也即“三代”的古制，主要以经典古籍的面貌出现。
它在“三代”的运行状况究竟为何，端赖后世儒者的建构和描述。
因此，它对洪武制度的影响只能以抽象曲折的方式进行，它是先投射到朱元璋的意识里，然后在经过他的有意加工而作用于制度建设的。
显然，“名不副实”、“名同实异”的情形会更多出现。
但，古经、古制对朱元璋的幽微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
朱元璋与大臣讲论经史、热衷古经的史实。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古代经典是逐渐熟稔的，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也确实是他所想望的。
韦宝一方面生活在明末，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时常卷入这种乱七八糟的思索当中，因为韦宝时常犹豫。
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是对还是错。
这也直接影响了韦宝对于天地会发展方向的规划。
如果明朝一无是处，那就应该直接推翻大明，建立一个新的时代。
但明朝如果大部分是好的，只是腐败问题。
韦宝其实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大明盛世的！
因为韦宝对于直接当皇帝，并不是十分热衷。
这是韦宝的一大优势面，也是韦宝的一大劣势面。
因为人是怎么想的，才会怎么做。
正因为韦宝对于明朝的制度和文化，有很深的认识感，所以韦宝给人的感觉，很多时候都是忠君爱国的。
所以没人会想到韦宝是在暗中发展势力，企图推翻大明政权。
但是天地会随着越来越壮大的发展，始终会有一天威胁到大明朝廷和皇权的生存的。
这一点，没有人比韦宝本人更清楚。
虽然现在天地会内部的人都只是闷头发展，觉得只要能让天地会治下百姓过上安居乐业，温饱无虞的日子就很不错了。
但是韦宝知道，始终有一天，当天地会强大到必须对外扩张，那个时候，大明朝廷，就很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