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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个行业是否市场化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一是生产资料必须能够自由交易。比如，工厂的设备甚至工厂都应该能自由买卖；二是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还必须打击垄断市场价格的行为；三是生产者生产什么，应该由生产者决定，而不是由国家计划决定。”
“可是，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是不能自由交易的；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是国家定价的；国家严厉执行‘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70%以上的农田被国家指定为‘粮食主产区’只能种植粮食，甚至连玉米都不让种。连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国家每年还向上海下达20亿斤粮食的生产计划。”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业，你把它当成是市场经济的行业来对待，或者说生产是计划的，销售是市场的，就意味着政府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就意味着政府自己解除了自己应该在销售上承担的‘计划销售’的责任。所以，今天的农民恰恰是在销售上面临最大的困境。导致了粮食高产、丰产，却卖不上价去。有的人可能会说，粮食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放开价格，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发生。可是，为什么别的行业都能自主定价，偏偏农民不行？这样，吃亏的只是农民……
听到这里，赵振邦的心尖子不由得就是一颤，从心而论，他觉得刘洋的话好像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这种说法却又不能被他这种从小就听惯了“正统”理论的人所接受。
看了看老大赵振中，发现大哥脸上的神情也有了一丝不很明显的变化，赵振邦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
沉吟了一下，赵振中凝视着刘阳问道：“依照你这么说，你认为，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高端化、组织化、城镇化。”刘洋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高端化，这个很好理解。只不过这些年很多人断言，发展高端农产品对我国农业的发展缺乏普遍意义。因为他们认为，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还十分有限。其实，对于一个农产品短缺的国家，农业的方向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产量，30年前我国这样做好说得过去。但对于一个农产品生产已经供过于求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
我国只有3亿城市居民，即使按照年人均吃掉3000元农产品计算，全国的总消费也只有9000亿。表面上看这个数字不小，可是被10亿农村人口一平均， 人均就只剩900元了，去掉生产和流通成本，能够到农民手里不过三五百元而已。因此，即使农民能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但是城市消费的能力就这么大，购买力的 不足导致农民的收入是无法通过简单增产而增加的。
除非扩大农产品的需求市场。而国内农产品的消费量短期内难以扩大，所以我们只能走高端化的国际市场。
但是，高端农产品起码必须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的高端农产品进不了国际市场，毒奶粉，毒饺子等等不安全食品的出现，是我们的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的首要原因。
另外一点，其实早就有人明白生产高端农产品能够增收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农民们还无法富裕？除了上面讲的安全机制有缺陷以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或者叫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太落后了。
东瀛岛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的流通利润也在农民手里。而我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农产品利润在流通环节，不在农民手里，所以农民就难以富裕。如果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的产品直接进超市，农民的收入起码能提高几倍、几十倍。
人是社会性动物，适合集中居住。所以，城市化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市化能节约耕地，节约能源，增加就业。城市化才能实现低炭而高质量的生活。所以，人类生活的方向应该在城市。
毕竟农村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城市的数倍甚至数百倍。尤其是太多的农村人口住在根本不应该住人的地方，这才会有玉树、汶川、舟曲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
要停止城市化进程而去发展农村，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主要的成就莫过于我们的城镇化进程。我们已经是工业国家了。因为我们的工业gdp已经大大超过农业gdp。估计今年农业gdp占总gdp的比例可能连10%都不到，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已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0%都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新农村”？
分散居住，仅仅道路就不知道要浪费多少耕地。村村通路就起码要花费几万亿，组、村之间也通路起码得花上百万亿，我们根本没那么多的资金！
而且，建新路又要占用大量耕地。退一万步说，即使道路也有了，新农村也建成了，可农村人口中，大部分的人都去了城市打工，建设好的新农村给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