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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不只是大规模吸收赵地逃亡的农奴，还针对草原上的部族来增加人口。
这时候部族的规模很小，远没有到匈奴整合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部族，以一种“封建农奴”制的方式进行着统治。
部族的首领，拥有全部的财产，牛羊马匹之类，牧民只是帮着首领放牧，归属权仍旧是部族首领。
在草原上，单独的牧户会死，必须有一个首领，或者说迟早会被虏获成为首领之下的部族成员。
草原上的风俗，也是中原不同，所谓“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娶嫂子弟子、娶后妈，强者吃肉弱者吃草，自古以来似乎便是如此。
随着七年前墨家开始在高柳经营后，在草原牧民那里便有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外号”。
一种是“湖上的暖阳”，另一种是“肮脏的黑鼠”，这两种称呼的区别，自然源于草原上社会地位的不同。
几次作战，不少小部族的首领被杀，以阶层斗争普遍适用的价值观，移风易俗，争取草原部族里那些牧民的支持，教授他们农耕放牧，就在这附近住下来成立村社。
人少、地多、多农奴、少贵族豪族、只需要农耕保障兵员、不需要商品经济发达、源源不断提供的墨者组织力……这一切都保证了这里的政策的特殊性和激进性，也保持了这里的安定。
这一座边堡，在高柳的东北边，是以高柳为中心的五座边堡之一，以此为中心星罗密布着许多的村社，还有一些战时可以驻扎二三百人的小土堡。
若是需要，其实凭借车阵、火炮、火枪等，四五百户的移民就能够向北扩张土地，因为此时各个游牧部落实在是太落后了，完全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
加上此时气候湿润温暖，北面就是后世的乌兰察布，那里还有一片大湖，水草丰美，远非后世那种荒凉的模样。
墨家在这里的政策，基本上就是遵循着这种方式。巩固了高柳城后，便不断组织移民迁徙，以四五百户、车阵、火枪和正规军掩护，扩展地盘，然后建筑小土堡。
等到小土堡建成，打上几仗、摧毁几个小部落，批斗部族首领，讲明白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说清楚隐藏在其中的剥削和掠夺，移风易俗，集聚人口成立村社，再修筑边堡，不断蚕食。
远超时代的中原技术、组织能力、宣传手段、道义基础，遇到原本时代的游牧民落后部落，别有一番进取的特殊。
这座边堡管辖着大约九千户的人口，小半数是逃亡的农奴，多半数其实还是原本的游牧民。边堡内像是庶俘芈这样从泗上来这里的年轻墨者，有大约六十人，而当地成组织在册的墨者已有四百。
组织既成，墨家在这里就算是扎下了根，任凭雨打风吹去，屹立不倒，除非屠灭——不管是游牧民首领还是赵国贵族，都不可能来这里行什么利天下之事，利益之下，民众并非傻瓜，明白自己该站在哪边。
甚至于新生一代的年轻游牧民，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激进行为，比如批判长辈娶后妈、娶嫂子弟妹这样的行为，并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生活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改变，已经没有这种习惯必须存在的基础。
在高柳，已经出现了一些墨家组织起来的、以游牧民女性为主的一个羊毛毡和毛呢的作坊社。
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当年适在泗上认为“要慢”的缘故。
墨家在泗上从周安王尚未即位的时候就开始经营，二十年时间，新的一批年轻人成长起来。
借助这二十年的安定，纵横捭阖，借助诸侯之间的矛盾，没有急着去争霸天下，而是利用手工业和矿业获取的利润，培养了大批的在墨家体系之下长大的年轻人，带着他们誓要摧毁旧世界的激情来到这里。
墨家不是为了当旧世界的天子，也不是为了封公侯，争霸天下是为了改变旧世界旧规矩，争霸天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若不然放弃那些道义，投身秦楚，都可让天下定于一，也不需要走这条最难的路。
坐落北境的高柳，拥有的墨者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年商丘改组之时墨家的总人数。
于庶俘芈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的气候、食物、环境都和泗上不同，但却有一种特别的熟悉和亲近——离开了泗上，他们是天下的异类，比之距离泗上更近、气候作物环境更像的曲阜，这里反而更有归属感。
这里隔着赵国、魏国、韩国、郑国、宋国，但却书写泗上的那种贱体字，使用泗上的计数符号，讨论的也是泗上学堂里讨论的天地宇宙，人们不会对利天下三个字充满嘲笑以为是疯子，更不会有贵族因为他们亲人死后服丧三日就鄙弃。
所以，当边堡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率先浮现在庶俘芈脑海中的一句话，便是“终于到家了”。
和家很像的地方，才会叫人觉得像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