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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世的汉承秦制，实际上还是有极多区别的，西汉算是平民皇帝，依靠自耕农维系统治，对于豪侠、富户、大族始终都在压制，黄帝借助平民的力量压制豪强，直到汉末豪强彻底压制不住。
这算是大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宗法制分封建制覆灭之后的第一选择，非如此无以彻底压制贵族大族，批量的自耕农是帝制的扎实基础，也算是一种涂脂抹粉的手段。
随着泗上崛起、新技术的传播，各国的变革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做国民的君主，而不是天子的诸侯、大夫的君王。
这种变革，正是适所一直警惕的。
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出现齐族赵族这样的思潮。
至于宋国，那更是不可能允许他们集权成功，只能想办法继续掺沙子，搅浑水。
泗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宋国作为邻居，也不要一个集权的宋国作为邻居，只需要一个松散、混乱、各自为政、只能自保不能进攻的宋国作为邻居。
皇父钺翎有野心，但过于警惕民众的暴动和泗上的力量，所以他只能选择和贵族媾和。
戴琮有野心，他本来就不是最大的贵族，不如放弃自己的那些东西，转而涂脂抹粉做“平民的代言人”，从而攫取权力。
这一点泗上早有共识，适早就骂过戴琮是照着泗上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的营妓，今日可以讨好泗上，明日也一样可以讨好魏楚韩。
但墨家本事又是作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所以又不能明着反对戴琮的变革，还必须要支持。
一旦出兵的话，那就肯定是扫清宋国的旧贵族。
要么选择放弃封地、用几乎抢劫的方式赎买过来，以旧时代的小亩的亩产二十年赎买新的大亩，这和抢其实也差不多，但是说起来好听一点；要么逃亡他国，没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
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
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连耳朵都不掩的话，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