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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算是杨朱学派和墨家的重大分歧之一。
墨子曾经定义过线段和点，他称点为线段之体、线段为点之兼。
墨家的兼爱也好，同义也罢，将人看做一个整体，即为兼人。
杨朱学派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又一个单独的个体，称之为体人。
兼与体，并不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争端，而是关于“人的本质”的一种争端。
脱离了社会、脱离了阶层乃至于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的人，到底是不是道义中的人？
墨家经过适的修正后，是将天下看做一个整体，认为天下的运行自有其规律，可称之为天志，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考虑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人的集合体，考虑的是整个天下的规律。
而杨朱的个人主义，则是用感性去看待人，所谓人格、人欲，将天下视作是无数个个体的人存在的现实，所考虑的一切都是基于单个的人。
而这两种争端，在反封建贵族的时候，其实虽然不可调和，但却是可以合作的。
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会导致贵族制度的解体。
极端的以天下多数人的利益的民主主义也一样会导致贵族制度的完蛋。
子华子生于三晋，历史上他有句极为极端的“贵生”之言。
当时是魏韩开战，韩国丢失了不少的领土，韩侯大为郁闷，于是子华子去劝告。
子华子问，现在给你天下，砍掉你的手，这天下你要吗？
韩侯说我肯定不要啊。
子华子便说，由此可以推论，在你的价值观中，天下不如你的手贵重。
而你的手都比天下贵重，你的身体又比手要贵重，你现在丢了几座城邑就唉声叹气像是要死了一样，长期以往必然伤身，然而你的身躯在你的价值观中是贵于天下的，你却为了几座城而伤身，你就是个傻逼啊。
韩侯称善，杨朱学派贵生之名传于天下。
若以后世民族国族的角度去看，子华子的这番话简直是要被吊死的，但于此时这番话却说得通。
子华子不会去和墨家的墨者说这个道理，因为他要是问利天下和手墨者要哪个，墨者肯定回答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利天下啊。
而他和韩侯说这番话，是因为此时天下没有韩族、魏族，韩国的城邑对于韩侯来说只是私产，韩侯丢了几座城就和老百姓丢了一条狗差不多的心情，所以才会郁郁不乐。
既然整个韩国都是韩侯家族的私产，那么丢失几座城邑也就是丢了点东西，又为什么忧愁呢？
况且，魏国夺走了韩国的城邑，一不屠杀、二不掠夺、三者三晋同文、四者三晋同轨，无非就是换个封君继续原来的统治，这和后世还不一样，子华子的这番话于这个时代说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子华子此时提及杨朱，想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借杨朱的这句话，引出他对于天下治乱的思索。
“为人者皆有一世，人之一世，大可分为全生、亏生、死、迫生。”
“全生优于亏生、亏生优于死、死优于迫生。”
“何谓全生？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
六欲本是诸夏的学说，连同黄泉、彼岸之类的说辞，也不是随着佛教传来，而是佛教本土化翻译安上的，和上帝一样，借本土之词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战国时候的墓葬中就有“彼岸、乐土”之类的说法。
六欲者，在杨朱学派中基本上就是人的基本生理欲望。
如此，其实杨朱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显学，以至于“天下之士，不归于杨、即归于墨”，乃至于儒家学说在经过孟荀魔改之前被杨朱和墨家逼得几无立足之地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杨朱的利己，说白了最为高等的“全生”，也不过就是达成人的最基本的生理欲望是合理的，是应该的，是天赋人之权。
而最后把全生、亏生之类搞成养生玄学的，不过是因为底层“迫生”者不认字也没机会学这些学问；而能学这些学问的，基本上在物质上已经满足了生理需求才搞出来的玄妙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