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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条对贵族而言正确的路，实际上也已经把齐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秦国不可能采取齐国这样的以大贵族为基础的变法，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本应该在唐代才会大规模出现的庄园主经济。
本质是因为秦国距离泗上太远，而唯一有能力吸收大量粮食和原材料的工商业最发达地区在泗上，距离齐国太近，秦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没法搞出来齐国这样的变法。
齐国的主要收入还是农业收入，工商立国的策略早在齐桓公去世后诸公子之争后便已经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齐国的货币崩了。
齐国尝试着铸过刀币，以铜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可是没多久就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
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泗上工商业产生了更多的货物、距离泗上这个技术传播地最近的齐国的钱币出问题了。
铜伴随着铸炮等军事活动价格节节升高，齐国的铜本来就少，今日铜可能是这个价、明日便可能是那个价，如此一来，手里即便有铜币的人也不愿意把铜币花掉，而是宁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铜币很难流通，今天花出去买了一斤粮食，明天说不定能买两斤，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拿东西去换，而把铜币留着将来再买东西呢？
贵族们不肯私自铸钱，觉得不如用铜和墨家直接交易；国君更不可能傻到把日日攀高的铜都变成钱。
没钱的日子不是不能过，那得是用石头、青铜农具、亩产三十斤的年代。
现在，没钱是不行的。
齐国没有钱币，泗上却有特殊的纸币。
虽然防伪技术很一般，但泗上作为造纸最早出现的地方，靠着简单的特殊油墨、从朝鲜运来的桦树皮内层的薄皮内衬、原始的凹凸版印技术等二十年的技术积累，还不是齐国能够仿制的。
久而久之，齐国和泗上先在“经济”上完成了统一，齐国实质上已经在以泗上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的范围之内。
那些贵族生产粮食棉花矿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到城邑中、卖到泗上换取泗上的货物。
原本最原始的那种分封制下的经济其实已经被摧毁了。
原始分封制下的经济活动，不怎么需要钱。
村社封地之内，农夫给封建主劳作，最多也就是一些城邑附近的农夫缴纳一下实物税，没有大规模的交易。
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齐国的这种畸形的庄园主经济和宋国泗上周边的情况还不同。
泗上周边，那是最开始那里的宋国贵族也看明白了，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泗上一天不倒，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军事力量。
况于他们距离泗上更近，更清楚墨家关于农奴束缚奴婢奴隶的政策。
加之泗上就在旁边，强制的人身禁锢措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逃亡。
所以宋国靠近泗上地方的贵族采取的做法是：侵占土地、兼并土地、改良技术、购买新器械，将用不掉的人口赶走，爱去哪去哪。
自己用最少的人工依靠技术的进步经营自己的土地，多余的人赶去泗上是做雇工也好、入共耕社也罢，和他们再无关系。
以最少的人工、最少的成本、最少的工资、获取最多的利润。
齐国这边则是保留了农夫少量的籍田，新作物出现后，三五亩籍田总不至于饿死，剩下的则继续保持藉田的劳役地租，使得农夫被困在土地上，为贵族拼命劳作。
泗水周边逃亡到泗上，可能只需要一日就能跑到；而在齐国想要逃亡泗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更为严苛的禁止逃亡的律法、连坐法的实施，都使得逃亡的成本太高，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不至于饿死，总还可以坚持下去。
于是牛羊、毛、粮食、酒类等可以生产出来许多，通过海运的途经源源不断地运抵泗上。
齐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粮食、烈酒、棉花。
齐国进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铁器、棉布、陶瓷璆琳。
管子学派的官山海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封闭以及齐国在春秋末期工商业最发达的物质基础。
手工业发达远胜于别处，商业政策怎么玩都可以玩出花；手工业不发达而且紧邻着高度发达地区，商业政策玩不好就可能国家崩溃。
现在这么搞，官山海变为了官关税，田氏垄断着对外进口贸易，收取税金作为军费；贵族们出口粮食缴纳出口税作为对田氏的支持。
临淄之前曾有讽者讲过笑话，说是大王的军队，拿着泗上的火枪、穿着泗上的棉布、花着泗上印刷的纸币，哪天大王和泗上开战，就要带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士卒了。
齐国也就还剩下盐业还能够支撑，剩下的手工业基本上完了，而且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不是说齐国现在不能战斗。
就现在中原这个局面，把赵国刨除，魏、韩、齐三国最能打的其实是一直闷声不敢卷入战争的齐国。
但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维持，一旦有一次战败，就可能是万劫不复，内部外部的矛盾就可能全部爆发出来。
不是齐国想这样走，而是齐国的统治基础是贵族，又距离泗上太近，不得不这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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