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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还作《爱民歌》，在军队中广为传诵。
但是，爱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必须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代人带兵打仗，首先强调赏罚分明。”他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旧官吏。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他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又次，是打破官方儒学的**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
自从西汉以来，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官方儒学就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董仲舒所制定那一套三纲五常的官方儒学日益变成封建**主义的保护伞，这样就使儒学脱离了民本和民主的本意。
我们常常把儒学叫做名教，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可从原始儒学来看，孔子所说的“名”并非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问孔子：“卫君等待老师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正名”是孔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三纲”有本质的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各自要带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君必须像个君王，臣要像个臣子，父要像个父亲，儿要像个儿子，这里任何一对关系没有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就没有**的成分。例如，当君像个君王，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去压迫人民。其他关系也是如此。而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三纲”却是从上而下去制定维护秩序的政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当然也不可能再有民主政治了。
孔子强调正名，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更多，它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这样的人自然会被人民群众推上国家领袖的位置，被孔子极为称道的尧舜禹三代政治就是如此。因此，孔孟原始儒学是带有浓重的民主色彩的。
曾国藩处于日益没落的清朝末期，官场**，外侮内乱，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没有能力去实现孔子所说的民主政治，但他在自己的范围内实现了民主管理和任人唯贤。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当湘军统帅，只因他德高望重，在大众的推举下他才走上统帅的岗位。因此，曾国藩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专权，不迷恋个人权力，他喜欢把自己的权力分配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样不仅奖励提拔了优秀人才，而且使他们成为统帅的重要臂膀。这些臂膀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替手，他们既包括副手也包括接班人，他认为这是办大事第一等要紧事。
他曾经写信致九弟强调“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信中说：“总须另有二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市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拨。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国藩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水军方面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曾国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鸿章。
然后是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自古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官方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读书当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轻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这是违背了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的，也没有真正懂“学而优则仕”的意义。还有后人把樊迟问种田，孔子批评他为小人的话也误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学精神的。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朱熹解释错了，受朱熹注解的影响，后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要去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他不需要去学一种什么手艺为社会服务。
实际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学多识，他不只是一样东西，只有一种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精神的。虽然君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掌握世间所有知识，但是他应该努力去学习世间一切知识为人类造福。按照佛教来说，既学会世间的一切知识，还要学会出世的知识。世间的知识就是“五明”，“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他从小就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论语·子罕》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代地位低贱，所以会做许多粗俗的事。君子会做这些粗俗的事是多余的吗？不多余啊！”子牢说：“孔子说过，‘我不能被国家任用，因此以技艺著称于世’。”
其实这段话翻译也多有误解（包括朱熹）。李曜觉得，在当时统治者的眼里，圣人不是普通的一个有技艺的人，更不能做粗俗的事。所以太宰是以圣作为疑问提问来的，意思孔子真的是圣人吗？如果真的是圣人，为什么还搞那些雕虫小技和粗俗的事呢？孔子对太宰的不理解表示遗憾，统治者总是站在自己高贵的位子上自以为是，而不知圣人把自己并非看得很高，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所以圣人并非不能多才多艺，并非不能做粗俗的事。当然，孔子是有实现天下大治的志向的，但是天下无道，他无法去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在技艺上却出名了。
李曜综合一下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那就是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追求，而并非妨碍每一个人学一门专业技能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怎么还可能去追求利益他人的仁义道德呢？学了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才能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这是针对一般人来说的，对于上智之人把道德追求摆在第一位，他只追求出世之道，那就另当别论了。
曾国藩深刻领会了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他发起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曾国藩之前，曾国藩的湖南老乡魏源已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等主张。魏源因为时代的局限没能付诸实践，曾国藩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曾国藩派人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的先河，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工业生产。
曾国藩还在同太平天国作战初期针对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也购置了不少西洋枪炮火器与之相战，以后更是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科技工业的实践，开始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洋务起步。在曾国藩推动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设立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式起动。
曾国藩创建了引进和学习西洋军工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把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他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与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自此中国迈出了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接着，曾国藩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此后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于是，持续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虽然曾国藩去世后，因为当政者坚持投降妥协的对外政策，使曾国藩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但是曾国藩点起的改革开放之火并没有熄灭，在他的后人努力下，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儒家体系，自然科学从此不再排斥于儒学之外。正是有了曾国藩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发扬了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接下来，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
传统儒学的忠诚表现在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多少国家的忠臣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乃至宝贵的生命，因此，曾国藩继承传统儒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他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曾国藩所爱的国不仅仅是满族所统治的清朝，而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华民族。曾国藩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呼吁仁人志士“忠君勤王”，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织者和保卫者，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与血脉赖以延续。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是保卫文化之战，与其说曾国藩的湘军是“忠君勤王”之师，不如说是捍卫文化之师。这种以捍卫民族文化为号令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同。因为太平天国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而且见庙就烧，儒佛道等一切神像全部扫荡而空，即使在中国人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岳飞、关帝、文昌等神像也一个不留。而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教”虽然来自西方基督教，但它也是基督教的变种，很多学者把它定位为邪教是有道理的。即使它是正宗的基督教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想用上帝神权政治取代中华文化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曾国藩反对洋人侵犯中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对于清廷准备引进外**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勒索。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帝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再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另外是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
由于朱熹的理学重在理论的构建，忽视人的道德实践，所以它所强调的“诚”往往成为空谈，正如曾国藩所说“奸伪相吞，变诈相角”，理学家的“诚”变得越来越虚伪。曾国藩提出“经济之学”后，使“诚”变成实践，这种以“诚”为核心的新“经济学”又被曾国藩后来引用到军队中来，成为湘军的核心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曾氏军事思想体系。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自始至终强调以“诚”待人，以“诚”召人，以“诚”育人。他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曾国藩以己之诚感召那些诚朴的山野材智之士而归附他，让他的军队自始至终养成一种“诚朴”的作风。曾国藩之时，当时国家的正规军——绿营，“巧滑偷懒，积习已深”，无战事时为应付检查则务求美观，而有战事时则临阵退缩。要彻底改变这种军队作风，曾国藩认为认为必须“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又说“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因此，曾国藩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则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为一支胜过正规军的劲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敦朴之气，未尽浇散”。
曾国藩又以“诚”育人，把自己的幕府当成德育培训基地。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性，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
待人以诚，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诚就是忠臣烈士，曾国藩治军思想的体系始终贯穿“忠诚”二字，因诚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爱国主义境界，这是曾国藩克敌制胜的法宝。
再有就是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
儒家《大学》以修身作为人一生的追求，《大学》在提出为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因此，他自始至终把“修身为本”为根本方针去发现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国藩给刘孟容写的《养晦堂记》中说：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在这里，曾国藩对那些已经显贵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显贵之位终究是不长久的，当人一死无论显贵还是下贱都是一样平等。如果人处于显贵之时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么活在这个世上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曾国藩在这里以众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争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要想改变世风日下的末世状态，必须先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培养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们为榜样去带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曾国藩在《原才》中说：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员要从自己做起，以自身为榜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这些政府要员中，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还有就是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释道，儒家以入世修行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为主，释家出世又不离入世，行菩萨道。曾国藩的新儒学虽然以回归原始儒学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养晦堂记》之隐居内省的精神，避开尘世闭关自修的做法，已经具备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曾国藩说：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
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庄生就是庄子，与老子一起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让人们淡泊名利，远离尘世，韬光养晦，藏起锋芒，具备一种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应当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应当露出两三分。
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他替刘蓉详细论述“养晦”的含义，希望让孟容的志向更加坚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借鉴，反省自己。
曾国藩曾经还送诗给其弟弟曾国荃，这首诗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淡泊世间名利的出世精神。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最后则是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虽然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国藩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来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扬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认为人的功名属于命中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阴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记：“写《心经》一本。”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为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术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塞，而圣哲与奸宄同流传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降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于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纪氏”就是纪晓岚，清朝《四库全书》的总编，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电视剧中与和珅对立的纪晓岚形象，却不知道纪晓岚还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多是因果报应的故事，通过妖怪鬼狐来说明善恶报应的道理。曾国藩既然给《纪氏嘉言》写序，那么他肯定也是在倡印这本书，希望通过因果报应的道理引导世人弃恶从善。同时，曾国藩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说明他也希望这些宣传因果报应的书能够在人间广为流传。
《曾国藩评传》里说：“其孙论者为佛家轮回因果之说，在佛门教义中虽属小乘，但在民间则有普遍之势力。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综上种种，李曜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仅用集大成来概括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就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而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则名副其实。
李曜觉得，强调把“内圣”通过“外王”表现出来，这“外王”之业在曾国藩那里叫做“经济”，可引申为民主和科学。这一思路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后来新儒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学习了曾国藩兼容并包的宽大情怀，将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新组合，使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
曾国藩的新儒学与旧理学对比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种包容作风是程朱理学从来也不具备的。举个例子，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赵朴初说，梁先生不会说假话，他这话是真的。如此看来，梁漱溟的真正身份并非最后一位大儒。这就说明新儒家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已经有根本的区别。朱熹说得不多的反佛言论，他的门人也还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学与佛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却不是这样，这种包容作风是从曾国藩开始的，那么发展到梁漱溟以一个和尚的身份来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数千年儒学发展脉络在心，手中的文字渐渐变多，长达万言的《新儒论》终于在即将天明之时完稿。
今日朝会，《新儒论》便将横空出世，震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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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实在前几天，我好像就在读者qq里提到了拥有“兼容并蓄”的新儒学这个思路，其实那就是受曾国藩的影响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学”基本只考虑到曾国藩这一步，当然是鉴于唐朝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