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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历练，已经让那个风趣幽默的胖书生变成了成熟稳重的柱国之臣。但今日的事情，就连他也难以平静的应对。
“前方急报，荆州都统吕文焕、鄂州都统高达据住襄阳府反叛朝廷，已经投靠了蒙古国！”
使臣的高亢声音中掩饰不住的惊惶，这些年来，大宋以寿春、襄阳、重庆为支点，搭建出一条坚不可摧的万里防线。换而言之，这三座城池的得失，直接决定着前方防线的稳固程度。而这中间又以襄阳最为重要。郑云鸣前后在京湖主政七年，这七年时间，大概是京湖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七年。这些年里，京湖开矿藏，编民户，开工场，练精兵，俨然已经成为了整个大宋开化和进取的核心地区。夺取了襄阳，就等于打开了摧毁京湖的门户，而摧毁京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摧毁大宋本身。
正在开化改新的门槛上的大宋，绝对承受不起襄阳沦陷的损失。
也无怪乎吴潜听见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如何可能？”
这当然是可能的，这也是那位蛰居义乌县的前参知政事反复强调过的，现居京湖制置大使贾似道，他在京湖地方强行推行的打算法，必然会引发地方武将的反弹。但令郑云鸣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起来造反的既不是被远谪静江府的魏胜，也不是目前仍在云南和蒙古人拉锯的焦进，甚至也不是因为打算法而被贾似道参奏的利州都统刘整，或者被罚闭门思过的镇江都统韩锋，起而反叛的贾似道的，竟然是贾似道自己带出来的淮东系精锐，并且直接将襄阳城送给了蒙古人，襄阳七万训练有素的精兵，数百门各式火炮，将成为蒙古人南下进攻的先锋，那对于整个大宋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
“事情查实没有！”吴潜问了这句话，马上就后悔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前方守臣是不敢也不可能拿来当做儿戏匆忙上报的。吴潜甚至能想象出素来精明强干著称的京湖制置大使贾似道，应该是已经穷尽了各种办法，实在无法挽回局面之后，才被迫差遣前来报告朝廷的。
他顿了顿，转头对坐在一边的户部尚书马光祖说道：“把那人叫回来吧。这回是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马光祖阴翳的脸上看不出半点兴奋的模样：“无故谪居期间，只怕郑公不肯轻易复起。”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吴潜狠狠的在桌案上拍了一掌：“国家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在拘泥什么个人恩怨！”
其实严格来说，郑云鸣在谪居的时候并没有显得有什么抱怨。义乌县的百姓们每天都可以看见一位全身麻衣轻服的男子夹着鱼竿到城外的小溪中去垂钓，而且一坐就是一整天，他的那很好看的小娘子总是定期给他送饭去，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乐意的地方。
郑云鸣的轻松，来自于他这一招以退为进的精妙之处。他的谪居江浙，不但没有成为政治道路上的挫折，反而成为一项成功的加分项目。贾似道在淮东推进激进经济改革政策，引起淮东大规模的手工工人闹事，激发民变，要不是山东也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骚乱，淮东几乎不保，这么大的事情，朝廷上下岂有不知道真的罪魁是谁的道理。之所以归罪在刚刚主政不久的郑云鸣身上，一则是贾似道确实抓住了郑云鸣在朝堂立足未稳，四明人威势犹存的这个微妙节点，第二则是因为皇帝已经重新校正了自己的政治布局，如今四明人的势力已经被以郑云鸣为首的新党打压的不能在政事堂里占据主流声音了，他们自然冀望于与皇权结盟，借助皇帝的手来对强势的新党进行反击，至于皇帝本人，也逐渐对新党由支持转变为怀疑，而这一次的贬谪郑云鸣，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
而郑云鸣主动承担起此次民变的政治责任，则是一招再妙也没有的好棋，比起他的父亲郑清之在入洛之败之后拼命的留恋权柄，郑云鸣则在这一次责任本不在自己的情况之下选择全面接受朝廷的处分，而没有任何抱怨。这样一来，临安上下的舆论对郑云鸣是一边倒的同情，甚至有太学生激动的到宫门口大吼：“贾相公是蒙古人的细作！”
这话说得很重，当然秦桧秦相公陷害岳飞的时候，也不过只有人敢在夜里在皇宫门前的巷子上贴小抄说秦相公是细作，没有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在阙下大放厥词的，皇帝震怒，将这名书生远窜三千里，以示惩戒。至于为什么没有跟高宗一样动用极刑，那是因为皇帝对郑云鸣的处理纯粹是出于一时头脑发热。这个时候的郑云鸣，比起当年的岳武穆来说，强大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