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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有姓无名。对于这类问题，王直并没有盲目的采用，而是听从了杨峥的建议，对需要推敲的地方，先是查阅资料，然后结合史书前后，细细推演，再者进行考证，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极好的完善。
当然了，这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最让编修人头疼的莫过于，朱元璋在让人修《元史》时，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i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i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
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让他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杨峥从中给了提醒，元朝当年的版图极大，大明永乐后，下西洋的壮举中，也带回了不少元朝的史料，虽说多为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但作为参考，查错补漏大有好处，其中的《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
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这本书，其史料除采自正史外，还旁搜《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元典章》、《元文类》和元人文集。特别是第一次利用外国史料对《元史》西北舆地作了补充，其史学价值及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即由此奠定。此外，该书对旧史中护短或相互歧异之处作了大量的补正。对《元史》的错讹、疏漏多有补正，因此这本书，比起明初要厚实的多。
整本书仍旧采用了正史纪传体例，有本纪十八卷；列传一百二十九卷；表二十卷；志一卷，共一百六十卷。但全书未及修完，实存一百四十六卷。本书内容起讫，不囿于元代，从蒙古族祖先兴起到北元政权衰亡及漠北三大汗国的世系均有记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突破了元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是一部以蒙古族的活动历程为纲的史记。本书除引正史外，还采录《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拉施德丁著的《史集》、多桑著的《蒙古史》等中外文史料，补充了《元史》以外的许多史实。
并对《元史》纪传中散见的史实进行收搜、考证、充实，自撰自注，纠正了《元史》中不少错误。特别是有关蒙古族的起源、兴起，各部情况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宗室世系、舆地等方面对前史的补正尤多。如《世纪》、《王罕、札木合传》、《乃蛮塔阳罕列传》、《成吉思诸弟列传》等较详细地记述了蒙古族起源、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等先元四朝史事；《宗室世系表》、《帖木儿传》记录了妥欢帖木尔汗败北、元亡之后，北元政权的衰亡和中亚地区铁木尔帝国的兴衰；《西域传》、《者勒蔑、忽必来、者别、速别额台列传》、《拙赤传》、《巴秃传》、《昔班传》等传中对蒙古兴起后的三次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过程及其后王事迹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由于作者对东北、蒙古地区有过实地考察，故对蒙古族发源地、西北、东道诸王分地的地理和中西交通“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传中。大足补洪(钧)、魏(源)二家之阙误”(本书《凡例》)。还有些历史事迹，为他书所未载者，如《顺帝纪》所载北京地震，即为《元史》、《新元史》等书所未见。各卷末均有史论，其中不乏精譬、新颖之见，比如分析忽必烈的功过得失，赞扬他“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又批评他“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皋而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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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