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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丁道:“作忠臣的后果?“说完不等沈傲问,自顾自的道:”天家有天家的脸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碰不得,我小时候听人说,大唐的魏征能做好谏官,那是他聪明,他不做忠臣,而做了良臣,良臣,是说象后稷、契、皋陶那样的人;忠臣,是说象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好的名声,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
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太远了!”魏征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明白自己要作什么,一生进谏无数,虽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从未驳斥甚至治罪,看见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为古代进谏的典范,李世民成为古代明君的典范,李唐之初呈现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这就是做良臣的好处,君臣和睦,开创大唐盛世,再看看这忠臣,虽然他们一个个忠心耿耿,但并不容易驾驭,他们拘泥于各种所谓的正统思想,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皇帝也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恣意妄为,甚至连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这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忠臣往往自恃着正义的天平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讳,甚至为表忠心,侮[ 辱皇帝也在所不惜,这样做的后果也不言而喻,皇帝是天子不假,可有时候也是要脸面,也要尊严,你们忠臣不管不顾,最后的结果,只会让皇帝下不来台,对你们也愈来愈不满,有事情明明知道是对的,却因为忠臣的言语太过莽撞,弄得下不来台,最后还要没答应,效果反而不如做个良臣?“
沈傲听了沉默了片刻,道;“如你所说,这忠臣还做不得了?“
黎丁对于沈傲从骨子里多了几分敬佩,所以才愿意对他继续言语,想了想道:“这话儿对也不对,这,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南宋岳飞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绍兴年间被任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时,当时湖北刑狱万俟卨以为这是一个巴结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机会,悄悄向岳飞面陈拥兵自卫之计,让岳飞不顾朝廷旨命、扩充兵力、积累财帛,结交权臣,联络党羽,以图大计。岳飞听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将他痛骂一顿,使得万俟卨挟怨而去。
后来,万俟卨为报私仇,竟然为虎作伥,帮着秦桧将岳飞迫害致死,这种结果,大而言之是忠臣不容,小而言之,却也是由于岳飞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缘固。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这其实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个差别,所以黎某对于魏征与唐太宗的那番话儿很是赞同,大人浑身傲骨,又满腹学问,若能做个良臣,为朝廷,为天下做点事情,也不无不可,又何必执着于一个“忠”字呢?害了自己不说,还连累家人?“
“大人的一番话让下官好生敬佩,但大人却不明白,忠臣不赖宠而事君,孝子不怙爱而慕亲,下官并非要做什么忠臣,我这么做,只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了,昔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音悦),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於君,不能与君陷於难.今日陛下不愿意纳谏,下官不才,愿做一个忠臣?”
“你这是何必呢?”黎丁叹了声道,看得出他对眼前这个一身傲骨的读书人充满了敬意,如今这个世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不念过往,英雄无悔,不畏将来,志存高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些六道十三到起初到是一个个不怕死,可结果如何,一番恫吓后,乖乖的退出了皇宫,与他们来说,这里是一所名利场,来了便是名利,一旦名利的面具被撕下,他们也就去了坚持最初的动力,最后不过一场闹剧罢,唯独眼前这个身材消瘦,脸庞刚毅的读书人,一如既往,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不计生死,为的就是将利于朝廷的话儿送上去,做了一个臣子最后的本分,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敬佩呢?
“皇上是要杀了我吧?“沈傲淡淡的道,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生死。
黎丁摇了摇头道:“没有,皇帝说大人是比干,他不做比干,所以不会杀大人,只是让我先把大人抓起来再说!“
“既如此,那大人请吧?”沈傲伸出了双手淡淡的道。
黎丁依旧摇了摇头道:“不用了,本官虽是个侍卫,但看人的本事还是有几分的,大人前几日便与妻儿告别,今日一早又抬着棺材前来,早就没打算跑,既如此,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大人跟着我走便是?“
沈傲道:“多谢了!“
黎丁道:“大人客气了,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若来日皇帝要杀了你,我一样不手软?“
沈傲道:“下官明白!“说完,不再多言,跟着黎丁默默的走向宫门外。
皇城外,茶楼一反常态,往日过了午后喝茶的人到是有,但如今日这般多,还是头一次,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客人,仿佛就认准了这座小小的茶楼一般,明知道里面的人不少,却偏偏肖着脑袋往里面挤,一时人满为患。
当然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今日的天气燥热适合喝杯茶汤润润喉咙外,更大的原因在于皇城的那场较量,自从登闻鼓被敲响后,闻风而来的看客都伸长着脖子看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较量,一时让皇城脚下好不热闹。
因楼下人数太多,杨峥等人的阵地不得不做了转移,先是二楼,跟着是三楼,若不是早先预备了这做雅间,还真未必又什么去处。
张本平日里跟粮草,银子打得交道最多,眼看着小小茶楼里外三层三,这一日的茶汤,就没听过,虽说一碗茶汤只是两文钱,但人家知识放了一大把西湖龙井,然后加入煮得沸腾的茶水,加以冲泡便可,既简单,成本也地,这一日下来,银子可不少,就在刚才,他默默算了下,差不多有五十两银子的收入,看这趋势,今日怕是要破百,这还不算二楼,三楼的雅间,就在刚才他打听过,二楼的二月春一碗茶汤五两银子,整个二楼光是雅间就有十几个,还不用说三楼,这一番计算下来,这个小茶楼一日不少于三百两纹银,这还是保守的估计,看着好不羡慕。
“大人好手段,这里开一家小茶楼,既为了朝廷办了事情,又肥了口袋,还是敌人的银子,啧啧啧……?“张本笑着道。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忠臣与良臣之分,但最初以文字说出的,是唐代的魏征。
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处理政事。他多次把魏征叫到卧室里,向他咨询为政得失。魏征一向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能让他屈服的。太宗和他商讨事情,总是欣然采纳接受(他的意见)。魏征也很庆幸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君主,就殚精竭虑为他所用,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太宗曾经慰劳他说:“你所陈说的意见建议,前后有两百多件,如果你不是极其忠诚地为了国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那一年,魏征被提拔为尚书左丞。有人举报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案,没有发现(魏征)有这样的行为。
温彦博上奏太宗说:“魏征作为臣子,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他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招来了这种诽谤,虽然他的本意是无私,但是也有应该指责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你以后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魏征进宫对太宗说:“君与臣和协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不考虑公道,只考虑个人行为举止对自己的影响。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这个原则,那国家的兴衰,或许就不得而知了。”太宗惊讶地看着魏征,改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说了。”魏征拜了两拜说:“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样的人,忠臣是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让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子孙孙世代相传,福禄没有边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杀的命运,让君主陷于不仁不义的大恶之名,国家和家庭都失去,只剩一个忠臣的名号。就此说来,两者相差很远呢。”太宗深感魏征说得很对,就赏赐给了他五百匹绸缎。
“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一直都是历代忠臣良臣所面临的界限,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两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别不大,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受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感觉中,忠臣往往也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
事实上,这两个却是并不相同的概念:从衡量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安邦治国并使国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说忠臣讲究名声,而良臣更多的是讲究做事,就个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的大臣。
忠臣往往与奸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忠臣往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的人之太义的思想,尚未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时,忠臣的市场并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显,活跃在历史上的忠臣也相应减少。特别是先秦时代,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政治特点,人才们也迎来了展示自身价值的黄金时期,追求良臣,寻求民富国强之策成为各国君主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商鞅、吴起、乐毅、范蠡、大批良臣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是*着人才优势称霸诸候的秦国,虽然拥有着一大批文臣武将,但基本上是其它国家的空降兵,这些人只是借助于强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报负,大抵与忠臣沾不上边。在这个时代,能称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国的屈原了,这位老先生忠心为国,却无罪遭谴,他因此借助于楚辞这种文体,写了一大堆怀才不遇的文章后,干脆对着汩罗江水,纵身一跃,从此,在中华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应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顷襄王。屈原的自杀留给时人(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财富,并不能改变楚国被灭亡的命运。这就是忠臣的悲哀。
忠臣的市场一直不大,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各种家交汇,思想也是百家齐鸣,早就了那个时代的能臣比较多。
真正意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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