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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夫，日用间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此为敬也”。指出：”处大事者，须深沈详察”，”所得为者，言忠信，行笃敬”。”日用嘉言圣贤圣嘉言善行沃润之”，强调：”动时工夫尤不易”。
文章之妙，在于不是将朱熹的理学教条生搬硬套，而是以自身体会，延伸阐述，加上吴大事的文笔不错，这样的一篇有理有据，妙笔生花的文章，自是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不少文人墨客写来赞扬的文章，留下如”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而吴与弼赋诗感慨云：”荆棘场中二十年，中间回首实堪怜。欲从何处求心性，日用由来总是天”。将一个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因此其轰动效果不言而喻了，当天 就加印了三万张才算满足了要求。
开局就取得了如此效果，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明学风可谓是八个栏目当中最火爆，最吸引眼球的栏目了，一来，在吴与弼打开的局面下，越来越多大家加入其中探讨，使得理学的有用之物迅速的被人吸收，当然了其中糟粕也引起了不少攻击，其中最猛烈当属渐渐兴起，壮大的心学了，随着元代以明初，朱程理学讲究格物致知，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这样的理论，渐渐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其中以程颐最是可怕，程颐为人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後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失节事大。，这样的几乎苛责的观，自是不讨喜，尤以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心学学派，他们认为，“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这种学问，在渐渐日益壮大的心学派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将其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在民间也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其中还有不少官员也对此吹捧备至。
他们对于**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
“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同上）。“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紫阳书院集序》）。“先声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