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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赋税之重可想而知了，若光中稻谷，就算我朝在如何降低赋税怕也难以承受？“
这么一说，杨峥登时回过味儿来，事实上他先前已进入了一个误区，以为“苏常熟，天下足“。便误认为苏州就因是出粮食的地方，田地上就该种的是粮食，比例一定比较大，但事实上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隋唐、宋元，苏州都不是靠农业兴盛，更多的是靠着商业在维持其千年来的繁荣。
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我国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到南宋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终于完成”。从此，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区。
南方的经济地位到明朝时得到进一步巩固，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随着明朝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
“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业集团有徽商、晋商、川陕商、苏商、京畿商、粤商也开始蔓延，而这其中以苏州的商业发展最为瞩目，苏州自古便是水乡，古城境内河港交错，湖荡密布，西隅有太湖和漕湖；东有淀山湖、澄湖；北有昆承湖；中有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长江及京杭运河贯穿市区之北。太湖水量北泄入江和东进淀泖后，经黄浦江入江；运河水量由西入望亭，南出盛泽；原出海的“三江”，今由黄浦江东泄入江，由此形成苏州市的三大水系，密不可分的水路交通网，让苏州多出了许多选择，这里的百姓可以不再局限黄土地，而稻谷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随着永乐后各种种植物的传播，以及苏州丝织业，瓷器的需要，苏州的农业开始向着多种方向发展，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这样产生的强大效应，形成了苏州独特的种植风格，粮食可以种，棉花同样也可以种，桑植、小麦都随着商业的繁荣需要，在一点一点的侵占稻谷小麦的田地，这样的后果，造就了苏州城内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丝绸、染织、烟草、米行、杂货、药材、珠宝、古玩、茶寮、酒肆、菜馆、戏院、青楼等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民宅、会馆、公所、行帮、商会又与之相依为邻，所谓的‘苏常熟、天下足。’是苏州人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不得不思变的一种结果，在种植稻谷、小麦无法应付朝廷赋税，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持续增加的人口的情况下，在如何精耕细作，不浪费一寸土地，也难以为继，一批又一批先进的苏州百姓，开始放弃了他们耐以生存的土地，他们逐渐，将自己过剩的力气，转向生产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这种转变既是江南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也可以说是苏州人，在长期耐以生存的土地上，看不到希望，从而做出的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带个i苏州经济的巨大飞跃，虽说随着良田不再种植粮食作物，但随着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由自己生产粮食转变为购买商品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