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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尤其是灾年，地主用各种手段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 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许多有志之士便站出来，试图调整治理土地兼并，目的是限制土地兼并，确保自耕农利益，限制大地主利益，以维系封建统治，保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较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张居正变法，维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几年，一旦失败，基本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杨峥思想开小差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况钟已喝了两杯酒汤，继续说道：“尽管朝廷不乏有志之士对此做出了努力，先后降低税收，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豪门地主隐瞒土地的措施，但终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以致于作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流传着一首歌谣：“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剥削更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占到农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苏州地租每亩有高达二三石。除了高额地租之外，地主还挖空心思地进行额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苏州自永乐年赋税就一直收不上来，到洪熙年，欠粮392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790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43。9万石，实征6。6万石，只征得15%。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苏州的赋税已到了几乎不能收缴的地步，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不少郡县有的地主占有佃户多达千人。大部分佃户自己没有土地，仅有部分生产工具。他们要把产量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地租之外，还要受许多额外的勒索。如承佃时要交“批礼银”和“批赁”、“批佃”、“移耕”、“写礼”等钱，逢年过节要献“冬牲”、“年肉”等礼物；地主下乡收租要供给酒饭，交租时要挑粮上门。大斗收租，小斗出粜，更是地主惯用的盘剥手段。广大佃户今日完租，明日乞贷，勤劳一年，依然冻馁！“说到这儿况钟轻轻一叹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只道江南富庶天下无地可比，可这里的百姓穷苦还不如蛮荒之地，这还是大明最好的年月，经过洪熙年的调整，陛下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与江南多有整治，起其考成之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卖力，朝廷因税粮缺额而草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逍欠仍然如此之多，究其愿意，并非大明官员不卖力，能力不够，事实上从永乐后期，来苏州的知府个个都是正途出身的进士，个个饱读诗书， 与政务上也都是一把一的好手，可与苏州的治理上效果却不尽人意，这不是官员不尽力，实则是苏州百姓太苦了，纵然朝廷体恤，减免赋税百姓的日子仍不好过，事实上本朝自洪武爷定下的三十税一的规矩，三十分之一，就是农民把一年收成中的三十分之一一上交国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相当厚道，比起历朝历代的税收都要低了不少，可即便是如此，百姓仍苦不堪言，之所以有这种结果，说到底经永乐的盛世后，洪熙、宣德的承平，朝廷的威严不如洪武、成祖爷，加上苏州富户、大户、王侯公孙、地主豪门着实不少，他们通过科举，不断的输送读书人，这些人在朝廷做官，再反过来为他们说话，久而久之朝廷与苏州真实情况着实不多，人人还沉浸在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谚语当中，殊不知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苏州，已是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每年的秋收卖儿弼女不在少数，弃田逃亡大有人在，让偌大的苏州城，人口竟不如洪武的一半，说起来如今的天下也算是盛世，可结果如此，天下谁能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