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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几分财气，便可坐享其成，大把大把的赚进土地，反而是百姓，他们无权无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辛苦苦将人力物力财力都束缚在土地上，到头来还要上交他们难以承受的赋税，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以供养这些蠹虫！”这公平么，你再看看这苏州城，不过是下了一场大雪而已，百姓便不得不卖儿弼女，甚至弃田逃亡，敢问况大人这可公平？“
况钟被气氛所感染，双手紧握大声道：“不公平？“
杨峥神色仍旧不变，道：“我可听了，就这金家，便在苏州占了田产二十四万亩之多，有佃户上万人，靠着这些地租、卖出大把大把的银子，过着比皇上还要锦衣玉食的日子，喝的茶叶是上等的洞庭碧螺春，穿的绸缎是蜀绣，住的琼楼玉宇，富丽堂皇得很，里面是精巧华丽，园林精致优美，桥流水，鸟语花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还有那吃的堪比宫中的宴席，这样的一个富庶之家，却一文钱都不曾给过朝廷，却靠着百姓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到头来的他们却成了受害人，整日喊着朝廷的赋税钟，公然偷取朝廷的赋税，这可公平。
人人都知道公平二字，可不知道什么是公平，公平其实就是交易的粉饰。什么是交易，”由于某种原因而相互之间进行的利益互换行为叫做交易，官子：”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莫不载。”可见这公平也是相对而言，为什么苏州的百姓总是困苦，是皇室宗藩，还是王侯公孙，这自然是有的，可也不排除这些大户、富户，他们仗着手中的权、势、财的便利，肆意兼并、榨取民膏、侵吞国帑，却又懂得粉饰自己，圣人之言，效仿圣人之事，从而窃取了原本属于百姓的话语权，他们是光鲜亮丽的，他们是公正无私的，他们集聚天下权势、财力、势力，拥有着天下最多的土地，最好的房舍、最多的银子，可他们还不满足，公然榨取民膏、侵吞国帑！公平……？“杨峥冷笑了声，道：“这天下最大的不公平就是王侯公孙、地主豪门人数少，却拥有了天下最大头的东西，难道这些有权有势的高贵的人，生来就比别人高贵吗？”
这一番询问，饶是况钟、邹亮二人心气平和之人，此时此刻也被气氛所感染，各自轻叹了声道：“大人的是？”
杨峥并没有停下的意思，稍作停顿继续道：“凡是在诉讼中碰到可疑的案件，与其使当兄长的委屈，不如让他的弟弟委屈； 与其让当叔伯的委屈，不如让当侄子的委屈； 与其让贫民委屈，不如让富民委屈； 与其让愚直的委屈， 不如让刁顽的委屈。如果案子是争产业的， 与其让民委屈， 不如让乡里做官的委屈，来拯救流传下来的弊端。做乡官的用计来夺取老百姓的田产和债权， 用假的地契来侵夺地界威逼老百姓， 无所不做。为了富不仁义，天下都是这样。所以是救弊。如果案子是争谁得错， 与其委屈乡官， 不如委屈老百姓，这是为了让当官的体面。这么做看似不公平，实则是最公平的，苏州的权、势、财都在富户、大户手中，天下四得其三，贫苦百姓遇事唯一能靠的就是官府，倘若官府是一个愚蠢昏庸之人的官吏，百姓所以靠的官府，怕也没了保障，这时候他们只能自己解决，可面对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富户、大户，百姓根本无胜算，这里面固然有天下的不公，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没有认为的因素，吴中多刁民，性情凶顽好健讼，一些刁民读书无望，便充当了讼师，其中的危害，况大人身为知府，平日里断案无数，比我可清楚多了？“
况钟了头，所谓的讼师，其实就是帮大户人家打官司的讼棍，朝廷断案看似简单，实则过程很复杂，寻常百姓，倘若要严格规定凡是诉讼活动都必须当事人自行进行诉讼活动，不得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除了妇女、老幼、现任或退休官员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为出庭应诉，其他人一律都要亲自出庭。即使是请人书写诉状，代写人也不得对诉讼事实、情节有所加减。
从唐代时，对讼师多有约束，并专门设有“为人作辞牒”的律条：“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为人代写诉状要负担诬告反坐的刑事责任。而宋朝法律则直接规定代人诉讼为犯罪，景德二年诏规定：各类人物告讼与己无关的事就要处以决杖、“枷项令众”十日。经常为人告讼、情节严重的，要上报皇帝，决杖后配军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