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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了足足二十万亩良田，在苏州这片寸土寸金的地界里，若全部卖出去，每个上千万的银两怕说不过去，更何况金家名义下的商铺、宅院这些不动资产，算起来金家早已有了上亿的资产，若不让他们退田，靠着一日多过一日的良田，店铺，金家完全没必要做什么，大量的资本，完全让他们可以坐吃山空，而这种小富即安的观念，无疑对苏州影响极大，富户、大户、地主豪门通过这种方式坐享其成，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对象，事实上这一点在苏州也很明显，在商人地位不高的大明，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十分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羡慕他们的锦衣玉食，羡慕他们的坐享其成，家奴千万，权利不少，因此在商人集聚大量资本的时候，商人不再是扩大商业，而是将工商业赚取的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使自己的商业利润和利息转化为地租，同时，商业和高利贷较之土地占有虽多风险，但有较高的利润率，因而地主也希冀货币财富而经商放债，使地租转化为利润和利息。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互相转化，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成为“通家”，这就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是最要不得，在土地可以买卖的影响下，不仅商人和高利贷者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通过“力农致富”转化为地主的可能。这就使得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比欧洲通过分封和庇护占有土地的制度，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是“富无三代”，大地主的不肖子孙可以把祖传家产荡尽。而一些封建官吏总是把他们贪污中饱的财货，用来置买田园，以为“悠游林下”、“贻荫子孙”之资。使得地主经济不断借助于政治势力自我重建，导致长期的相对的稳定，这也是为何资本主义萌芽萌发最早，却始终迈不进去，其原由商人想做富家翁，将积累的资本用在了土地上，从而导致了商业上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不是没有理由的。
杨峥执意改变这种观念，首先就得打破富户、大户、商人对土地的依赖，在气昔日千万亩良田一朝被退的情况下，那么意味着没了坐享其成的资格，同时也打破了地主，富户豪门这种界限，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苏州的商贾，田地再多也有收回的一天，真正的富家翁还不如自己实实在在多买卖来得实在。其二，富户、大户经过多年吃地租，其手中资本相对比寻常商家还要雄厚一些，在没了土地这座金矿时，不得不谋取新的出路，而在获取财富上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一点杨峥有充分的自信，随着工商业的突出表现，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富商大贾，其地位更是显赫，从而社会上鄙视商贾的因袭传统观念开始有所动摇。北宋官吏从事经商活动，以牟取利益者颇不乏人。《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云：“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足证其时官员们借往返京师的机会，贩运商货，以牟利益。此外，甚至连道士、尼姑亦有从事于商业活动的。同书同卷“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说：“出梁门西去，街北建隆观，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又如“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也说到寺内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之类”。这些都是北宋商人地位提高后，社会上鄙视商贾的传统思想开始动摇的明证。明朝虽不至于这么疯狂，但各地的商帮兴起，无疑是给了大明商业注入了一种活力，不少地方大商人资本兴起的时候，曾引起地主阶级的惊慌，不断发出“末富居多，本富尽少”的慨叹和“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责难。同时，商人以“致富皆在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有“不置土田”，“不殖产”，“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的倾向。这种良好的风气，无疑给了苏州从小农经济转入上商品经济提供了便利，只要引导得好，未必不行。其三，商品经济的好处。与小农经济的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相比，商品经济则是快，价值凸显明显，因为在商品经济中其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消费资料的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