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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况钟今以例留，腆颜就列矣。异时国家有知府，掌一府之政令，总领各属县，凡宣布国家政令、治理百姓，审决讼案，稽察奸宄，考核属吏，征收赋税等一切政务皆为其职责。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况钟，况钟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况钟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不得不说这戴凤年有些本事，至少在学问上是过得去的，但这一篇文章看，绝对是一片雄文，抨击犹烈，尤其在纲常上让人下不来台，许多官员虽不言不语，但无不对这文章叫好，几个不知深浅的言官也跟着附和了一番，也写了几篇反对的文章，除了御史王琳的反对文章还有些力度，其余着实上不了台面。不知是不是有人有意为之，《大明士林报》上也当日下午重新勘定了王琳的文章：“况钟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皇帝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微臣恳请陛下维护祖宗法度，切莫开此等风气？”
两篇有力度的文章一经刊登，立即将杨峥、况钟、苏州置于风口浪尖上，眼看任由这股风气继续下去，不免引起了众官同仇敌忾，而就在当日黄昏，《大明士林报》再次出炉新篇章，早就按耐不住的翰林院算是发出了声音，状元郎曾鹤龄不愧是状元郎，当即一篇为老师杨峥辩护，文章曰：“身之存亡，系于一旦；国之安危，决于一夕。唯智者见微知著，临机而断。因势而起，待机而变。机不由我而变在我。故智无常局，唯在一心而已。
机者变也。惟知机者善变。变则安，不变则危。
物必先腐而蠹生，事必有隙而谗起。察其由，辨其伪，除其隙，谗自止矣。
知机者明；善断者智。势可度而机可恃，然后计可行矣。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见机行事，以计取之，此大将之风也。
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移花接木，巧取豪夺。敌快我慢，以智缓之；敌强我弱，以计疲之。釜底抽薪，此消彼长。敌缓则我速，敌弱则我强。此亦机变也。
危在我，而施于人。故我危则人危，人不欲危，则必出我于厄难。高调支援老师与况钟等人不拘泥形势，为朝廷懂得随机应变的道理，堪称是朝廷栋梁之才，文章的末尾还是用了发人深思的谋国与谋身之论，君子谋国，而小人谋身。谋国者，先忧天下；谋己者，先利自身。盖智者所图者远，所谋者深。惟其深远，方能顺天应人。 守之伐之，不如以德伏之。宜远图而近取。见先机，善筹划。 圣王之举事，考之于蓍(shi)龟，不如谛之于谋虑；炫之以武，不如伐之以义。
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深思远虑，计无不中。故为其诤，不如为其谋；为其死，不如助其生。羽翼既丰，何虑不翱翔千里。
察人性，顺人情，然后可趁，其必有谐。所谋在势，势之变也，我强则敌弱，敌弱则我强。倾举国之兵而伐之，不如令其自伐。勇者搏之，不如智者谋之。以力取之，不如以计图之。攻而伐之，不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或雷霆万钧，令人闻风丧胆，而后图之。
实以虚之，虚以实之，以其昏昏，独我昭昭。人皆知金帛为贵，而不知更有远甚于金帛者。谋之不深，而行之不远，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未雨绸缪，智者所为也。“这一番言论，算是为了老师与况钟夺情做出了论调，人家不是不懂得谋身，人家夺情是为了谋国，谋国者先忧天下；尔等这般不依不饶，所为何来？”这一句问得极好，登时让不少蠢蠢欲动的言官御史断了念头。
此后，皇帝下了旨意：“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母，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与苏州，保苏州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母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旨意下达后，皇帝还额外赐银五百两、纻丝十表里、新钞一万贯、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样碎香二十斤、蜡烛一百对、麻布五十匹。先皇太后也是照样赐唁。可算是给两人吃了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