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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反蒋，提出“焦土抗战”论，攻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不作为”坐视大片国土沦丧，令今日之中国进入“半死不活”的状态。
实则是，新桂系李白二人和粤系的陈济棠，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此时的蒋委员长，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放到两广事变之上，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武力解决自民国开始，就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地方实力派。
一方面，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威逼利诱，用尽各种手段，终于在两广中薄弱的一环，粤系的南天王陈济棠阵营之中，打开一个缺口。
本年七月，粤系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粤系主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并威逼陈济棠下野，立即离粤，远赴香港，粤系另一员第二军军长主将李汉魂，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简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不知所踪。
由于新桂系不同于粤系，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以李白二人为核心的团体组织，向心力十分稳固，蒋介石对新桂系的收买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内部居然没有军政人物投蒋。
新桂系的第三号人物黄绍竑，虽然投身于蒋委员长南京中央政府，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与李、白二人暗通曲款，遥相呼应。
出于对日本侵略我东北和华北大片国土的强烈愤慨，和对新桂系的同情，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上下一片和平解决两广事件的呼声。
九月末，中央政府和桂系地方实力派达成和解，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委员长之中央政府。
两广事变历经四个多月，双方出动高达八十万部队对峙后，最终不发一枪一弹而告终。
两广事变的顺利解决，蒋委员长是最大的赢家，可以用“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来形容，非但如此，还捡了近百架飞机和无数的武器装备和兵员。
新桂系虽然没有伤筋动骨，却被蒋委员长将新桂系从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削弱成一个地方实力派，从此，只能偏安于西南一隅，再无大的作为，
输的最惨的是粤系的南天王陈济棠，不但手下将走兵散，倒戈投诚，势力被连根拔起，还被迫远走香港做寓公，从此，淡出中国政坛，默默无闻，终老于海南孤岛。
解决了两广事变，蒋委员长的声威如日中天，环顾四方，他再也没有敌手，中原大战，打残了西北军的冯玉祥，晋绥系的阎锡山，西南诸省，追剿红军，中央的触角已经伸到哪里，并且落地生根。
日本人替他把实力最为强壮的，东北军张学良赶出了老家，没了地盘儿，只好寄人篱下，所谓的“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成不了什么气候，新桂系的爪子刚要伸到中原腹地，就被砍断，龟缩回去，偏安东南，不得不接受中央的领导。
蒋委员长终于可以把全部的精力和心思放到大西北，哪里，有他的心腹大患，不共戴天的仇敌，朱毛领导的**红军，还在陕西北部，割地称王，另立朝廷。
对于两广事变的解决方式，唐秋离早就知道结果，所以，两广方面一闹腾起来的时候，他就接到了山西阎长官的电报，在电报里，阎长官询问他对两广事变的态度，探问他的口风。
唐秋离对这位精于算计的阎长官，保持着本能的戒心，他回电称，两广以地方对抗中央，这本身就是大不敬，冀察地方，坚决站在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央政府一边，利索的堵住了阎长官的嘴。
唐秋离对着两广事变解决方式，还是由衷的感到高兴，虽然这是政治妥协的结果，毕竟是避免了一场大的内战，避免了中国国防力量的内部消耗。
如果两广而后南京国府双方打起来，高兴的只有日本人，他们会给双方，无偿提供枪炮弹药和大笔资金，打得越激烈越好，最好双方同归于尽，日本人就能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稳稳当当的占领整个中国。
可以肯定，两广事变的最终结果，定会使日本人大失所望，恼怒不已。
接到情报部门汇总的两广事变的资料时，某人正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和一队卫士，在太行山区一处深山峡谷，其乐融融的进行野餐烧烤。
（未完待续）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