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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民主派政论家。
在李次山说完，章士钊就站起来激昂道：“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
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李寿昌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
李寿昌笑道：“‘公安利国’，本来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士钊兄不过是画蛇添足耳。”
章士钊说道：“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
林伯渠冷笑道：“士钊兄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然也应该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了，是不是？”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李寿昌的坚决和彻底。
这又牵扯到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
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
道。”
李寿昌道：“但是，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不过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李次山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
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
章、李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严重性的认识。
办公室的气氛骤然紧张，且完全脱离了正题。变成了新青年会激烈派和温和派的争论。
江帮主突然一阵仰天大笑，从座中站起朗声道：“我于士钊、次山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寿昌和伯渠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这还需要解释吗？不过他还是要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
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是他从无情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江帮主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这一句话道出了陈一枝和林伯渠他们这些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么多年以来不断的革命失败，经历的那一路上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啊！
他们无法想象，在表明这种态度的时候，江帮主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
江帮主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最初的理想不过是当一个写手，不要说写出《红楼梦》这样的旷世佳篇，写《肉蒲团》我还是很拿手……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办公室里一片肃然。
李寿昌仿佛没有听见方才一个回合的较量，平静的说道：“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江帮主紧接着说道：“我的意见与寿昌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水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好！”陈一枝拍案而起，支持江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