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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的地步，我们的生产力已经跟不上损失了，损失的官兵也无法得到补充，最终海军部不得不取消了潜艇破交战。当然，这段时间我已经在中国人的战俘营里了。
1919年6月2日，我们接到了出击任务，当天下午我的U-68号潜艇和其他潜艇一起驶出了基尔海军基地。潜艇司令部通知我们，协约国又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离开了美国纽约，他们的目的地是法国和英国，我们的任务就是干掉他们。
对于此次任务，我们并没有以前那样兴奋了。从去年开始，协约国的反潜能力就越来越强大，我们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飞机。虽然我很喜欢潜艇，但我也非常清楚潜艇的弱点，对于飞机这种天空上的对手，我们潜艇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自从美国将大量飞机投入护航之后，以前的那种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有飞机在天上盯着，我们就很难找到攻击机会了，反而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损失比以前大多了。
但这还不是最不幸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海军的参战，才是真正让帝国潜艇部队退出战争的最大因素。从1919年3月开始，中国海军加入护航之后，帝国潜艇部队就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同时战果也大幅度下降。
4月份的战果才不到40万吨，而我们却损失了38艘潜艇。到了5月份，情况更加恶劣，我军战果进一步下降到20万吨，而我们却损失了59艘潜艇，被击伤的潜艇多达112艘，其中有三分之一破损严重，恐怕再也不能执行任务了。这样的交换比是实在无法令人高兴。
前几个月的战例反应出了中国海军的反潜能力的强大，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在夜间发现和找到我们，夜幕再也无法给我们提供安全保障。在此之前，海军参谋部以及我们私下都反复探讨过，中国人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找到我们的。为此海军情报部也花了很大力气去了解，但很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头绪。虽然在战前，我们和中国海军有过合作和技术交流，但很明显他们在战前并没有这种能力。
海军参谋部的一位参谋提出了一个猜想，他认为中国人是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水下听音设备，可以通过潜艇的噪声发现和定位我们的潜艇。这种设备并不稀奇，我们也有类似的设备，还在战前发明的，但是它只能发现附近有没有潜艇和船只，和他们的大致方向，帝国潜艇都装备了这种水下听音器，但是却无法定位声源的准确位置，因为在水下的声音是很难分清准确距离和深度的，而且它经常出故障，时常会误报。如果他的猜想是真的，那么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科技就远远领先帝国了。在战后我才了解到，不但中国有这种设备，英美等国也同样有，具体性能我无法得知，但肯定不如中国的同类产品，这一点从我们的损失就能看出来。
我们几个艇长对于这次任务都没有抱太多希望，我们互相祝福后，就驶向了大西洋。尽管我已经有牺牲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失败来得如此快。
6月12日夜间，我们到了亚速尔以北200公里的位置，等待这支编号为W15的船队。因为以前的经验教训，我们的位置距离主要航线比较远，大约50公里以上。为了避开协约国的巡逻飞机，我们白天都没有上浮，保持通气管状态悬浮在水下。
上午6点20分左右，听音员说突然从我们的左舷方向传来了几声巨大的爆炸声，是在水下，而这时水面上没有船只。我几乎第一时间想到，这是协约国的飞机发现我们了，刚才的爆炸是它们投下的深水炸弹。我连忙下令收起通气管下潜，全速离开现在的位置
随后，在我们身后又传来了四次爆炸声，声音很大，不用听音员告诉我，我都能听到。6点45分我们驶出了大约7公里，这时附近已经没有异常的声音，我命令停车并上浮到潜望镜高度。
我后来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做出的决定不是只有，而是继续撤退，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刚刚准备升起潜望镜，听音员突然说，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我还没弄清楚他的意思。就感到潜艇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同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摔倒了。我们的潜艇就像在汤锅里翻滚的香肠，根本站不稳。很快，损管就向我报告，左舷破了个大洞，正在大量进水，耐压舱出现很多破口。同时动力舱也向我报告，电池大量破损，毒气正在蔓延。糟糕的是，主电源也损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封闭电池舱，继续上浮，好在我们已经升到了潜望镜高度，我们用人力升起了通气管，启动了柴油机，花了很大力气才排出了压舱水，浮到了海面上。现在我们的U-68号已经失去了下潜的能力，当我们打开密封门出去后，就看到十几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他们发现我们之后，就有两架飞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我们附近的海面。
我知道，这是警告，也是催促我们投降，我能看到它们机腹下的炸弹。同时我也看清了它们机翼上的徽记，是中国人的舰载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投降别无选择，我们这艘受了重伤的潜艇无法逃过十几架飞机的追击，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打出了白旗，大约半小时后，来了两艘中国驱逐舰，把我们接上。我最后一个上船，在上船前，我打开了U-68号的通海阀，亲手将这艘陪伴我三年的老伙计送进了海底。可能有人会说，它本来是中国人制造的，中国人肯定比我们更了解它，拿去也没用。但它已经是帝国的财产，我们可以投降，但不能帝国财产交给敌人。
后来我被送到了吉布提的战俘营，中国人把这里重新命名为“炎丘”，意思是燃烧的山。中国人很文明，严格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对我们这些战俘没有任何虐待，当然也没有优待。我们如果身体健康，每天都必须参加劳动，只有中校以上军衔才能免除，很遗憾我当时只是上尉，也没有受伤，所以我也必须每天去工地。
中国人把我们当成了筑路工人，让我们这些战俘在这里修路，是一条通往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中国特色的2500毫米轨距。我在这里再一次体会了中国人的科技实力，他们在工地上使用了大量的工程机械，还有巨型飞艇。
这时，我以军官身份得到了一个小小的优待，战俘营长官汪新仁中校召集了我们这批德国军官，问我们愿不愿意学习操作工程机械，他表示现在这里缺少操作人员，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些士兵和黑人一样做最简单的力气活。是的，他们这里有很多黑人战俘，主要是东非军团的，可以看出福尔贝克将军的境况很糟糕，否则不会那么多的黑人士兵被俘。
我当然愿意学习操作工程机械，怎么说我也是一名帝国军官，我对自己的智商和知识有信心。我在这座战俘营呆了10个月，学会了操作挖掘机、铲土机、压路机还有吊车等多种工程机械，还有车辆驾驶，后来在回国前，战俘营的政治委员陈靠谱中校给了我一叠证书，是多种工程机械的资质证明和驾驶证。他开玩笑说，如果我退役了的话，有这些证件就可以去中国工作了，我当时认为这是个玩笑。
不过，在战后，我还真的去了中国，当然不是去操纵工程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