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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本上是看能不能给人帮助，占据主导地位的识字者更希望把自己从抄书解放，而不是陷入花销许多时间找字的新桎梏。
孔融的来历并不是研究印刷术本身：“我想印刷夫子、孟子等人着作《论语》《春秋》《孟子》。。。为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
“很佩服孔兄敏锐的眼光。”刘备欲抑先扬，“可本侯已经答应过师尊（卢植）、郑君，以郑注、卢注为基础。”
孔融：“可我是孔子后裔，我传承的才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
书写历史、传承文化、宣传教育。。。刘备知道印刷术的巨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没有网络、没有自媒体的时代，掌握了印刷术、造纸术相当于掌握话语权，他并不会轻易让孔融得偿所愿，尤其是鲁儒还以保守着称。
刘备在桌上写下一句话，孔融读出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为上位者指挥民众，只可让他们由我所指挥而行，不可使民众知道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刘备标出两个逗号一个分号一个句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
“你这个不对，孔家祖传是我那个说法。”孔融意图一把擦掉标点，“你长期忙于为政治军，学问可能早就丢下了。”
刘备脸上难得一红，伸手死死捂住：“别拿夫子压我，有些事你不答应就别想印《论语》。”
之后刘备请来郑玄，与孔融议论的焦点从《论语》改为《礼记》。《礼记》有大小之分，小戴礼记为西汉戴圣搜罗民间藏书，加以编撰所做，内容主要是先秦礼制，重点体现儒家哲学、教育、政治、美学等方面思想，相传是曾子等人所作，其实不少是今文经学，藏有大批私货。
孔融自有家学渊源，对其中许多经文、注释都有不同的看法。而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卢植亦参与，已经成书，给徒弟们广泛教授。
对《礼记》中大部分先秦礼制，刘备都不怎么关注，他只关注其中《大学》《中庸》等少数问题，例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孔融就认为‘格物’是以夫子着作为基础推究事物之理。要按照孔融和这个时代大部分人的说法，很容易仅仅把格物理解为磨砺心智的方法，最后变成‘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或者晋朝玄学。
而受到唯物论影响的刘备，认为格物要以马夫子的认识论为基础，强调实践才是格物的中心，格物的来源不仅应包括社会科学，还要把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天文学、化学等等包含在内。这样就能为科技进步找到理论基础，借助实践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而不会放任一部分腐儒成为绊脚石。
“格物”比之前的“民可使，由之”问题更大，郑玄涵养好，仔细思索。孔融是个暴脾气，一来二去，把刘备衣袖都撕烂了，依然不相让。
如果说古文经学是为圣人立言，今文经学就是打着圣贤的名号，为自己立言，说好听点叫“为往圣继绝学”。今文经学口口相传，更多创造--这也是问题，创造太多容易背离原意，走上邪路，如东汉学者把谶纬之学与经学融合，走向天人合一和迷信思想，继承孟氏易经的袁绍家就是典型，每逢大事卜一卦，有事没事推图谶。
看上去，古文经学以古本经文为基础，不如今文经学有创新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只要对注释稍加改动，如刘备对格物的解释，古文一样能换发生机与活力，只是夹带的私货，只是略少一些。
在熹平石经之后，儒家学者对经文文字异议不大，关键在句读、注释上--私货，才是是刘备、郑玄、孔融纠缠的焦点！这就比如一个市年财政收入200亿，其中160亿都是比较固定的支出，剩下40亿才是常委、副市长们争夺的唐生肉。
孔融与刘备、郑玄争夺的既是一句话的解释权，更是‘愚民’与‘开启民智’之争，是以‘本本’为主与以实践为主的认识论之争，最关键是‘谁来创新’之争，是谁来“立言”，以谁为主“为往圣继绝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