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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月到六月,东风不至,关中几乎无雨,土地龟裂,河水断流,百姓既缺饮用之水,牲畜更乏青草之料。
更严重的是,关中大旱,并州西部、北部,以及并州以北的草原自然大旱,西域亦大旱。
西域远隔关山影响不大。凉州就在眼前,大批羌人从河谷、山岭中涌出,扑向富饶的关中。
南匈奴,河套及以北的鲜卑、乌桓,如同发情一般南下,进一步严重压缩汉帝国北方疆域。
七月
异常的气候,催生了数十年未遇之大蝗灾。
数以十亿计的蝗虫,从干燥的中亚,循着水气和绿洲,入侵西域,草原、凉州,而后进入关中、中原…
铺天盖地,如同一片乌云一样飞来,树木、粟苗、野草全部吃净,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吃光就走,飞向另一个地方再吃…
百姓颗粒无收,粟米稻谷一石卖到五万钱,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靠捕食蝗虫充饥。
后汉之初,光武皇帝为了宣扬自己正统的必然性、合法性,将谶纬夸大百分,上升为国家承认的显学。
天人互感应,上天降下灾害,就意味着地上有妖孽,人间事不平!
当权者自然当承担责任,罢免、辞职、定罪均属正常。
掌握长安朝廷权力的李傕、郭汜等凉雍将帅,手握实权,当然不愿意承担责任。
为了转移矛盾,百姓中逐步有着传闻:
皇帝如大害之蝗虫,啃食庄稼
皇帝无道,大汉将尽,故天降蝗虫以警
蝗即虫+皇,虫者,害也,皇即帝也!蝗灾必皇帝有害于民!
在铺天盖地地密密麻麻的蝗群中,在灾民遍地的严酷环境下,就连皇帝刘协也认为自己难脱关系:“蝗,以虫为形,以皇为声,一定是上天给的朕的警示!”
关中从四月开始雨量稀少,六月又发生地震、日食,朝廷内外越发暗流涌动。
皇帝遂从正殿搬出,筑一高台,每日登台求雨,又派遣使者重新审定囚徒罪状,轻罪一律释放。
由于粮食不足,公卿皆自愿减薪到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依旧不够。皇帝派人将厩马二百馀匹及杂缯二万匹,赏给公卿百官,以抵俸禄,又派人开仓赈灾。
车骑将军李傕等大怒:“马匹多来自军中,岂能赏给百官!”
“要是府库中的布匹、粮食都散尽了,如何抵挡羌人、消灭叛乱、维护皇帝!”
于是尽数将马匹、帛缯抢回,又关闭大半仓库,每日允许拿出少量米豆赈灾。
原本强大的凉州军阀集团和长安朝廷,几乎失去整个经济基础,不得不派遣使者,以封官授爵为交换,向距离较近的河东、并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益州…求救。
…
关西一片惨状,袁绍却心情澎湃:“先有黄巾之乱,又有上天降下蝗灾,汉之将亡,必矣!代汉者当涂高!其在本公乎!”
谶纬稳固国家的同时,也给其他人一个制造谶纬,传播谣言,利用谶纬的途径。
袁绍提出冀州可援助长安,但必须由皇帝下罪己诏——将“蝗”揽到“皇”头上。
太尉朱俊认为,皇帝的权威,是朝廷存在的根本:“皇帝陛下年幼,国家大事多决于三公九卿、诸位将军,岂能万事皆怪罪皇帝?
有天灾,三公当其咎,不如免去本公太尉之职,以敬天地!”
于是关西人太常杨彪接替太尉,录尚书事。李傕、郭汜依旧逍遥。
袁绍却不干了!朱俊与袁术交好,杨彪的妻子是袁术姐妹,翻来覆去长安朝廷依旧掌握在凉州军阀与亲袁术势力手中。
袁绍只象征性运了几十车粮食,就不再拔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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