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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原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早在二次革命后号称“北周（学熙）南张”并立的张謇与袁世凯就保持着距离，虽然他支持袁的威权政治，但称帝是张不能容忍的底线。后来张听到袁世凯去世的消息，非常惋惜，他在日记里写：“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本可作第一流人，卒毁于群小之手”。在张謇的眼里，袁是能改变中国的人，若能执政三十年，中国必能崛起。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作为帝制的倡导人的杨度，在洪宪帝制一出台时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作为自清或是自抑，杨度写下挽袁联以明心志：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然而无论如何，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不过按张汉卿的意思，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老了老了来这一手，难道真是人老糊涂了？看来后世屡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如果真的那么一天，张汉卿也决定绝不恋栈，见好就收，至多搞个资政或是顾问委员会什么的，像新加坡李氏王朝一样，大场面上能过得去就行，在青史上留个高风亮节什么的，不亦快乐乎？这些人为什么偏偏看不开呐！
树倒猕猴散。老袁驾鹤西去，他的拥戴者必然要向天下有所交待，即著名的所谓“十三太保”。不过，因为接手北洋的仍然是那群人，所以在动作时不能不有肘胳膊。
西南诸公提出的名单就是十三太保，即“筹安六君子”和“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人。但实际上助纣为虐的又岂止这13人？西南方面已经减少覆盖面了，以便于北方接受，但新任阁臣之首段祺瑞仍不接受，他根本就不愿惩治这些人，一则他与其中的不少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二则他虽不赞同逆流之举，但这些人死心塌地为袁效命的精神，却是维系北洋势力所必须的“传统”。他既继承的北洋团体的衣钵，袁之羽翼就是他的羽翼，所以不能不竭力为之开脱。
就在定夺这批名单时，袁克定打来急电替震震春、张镇芳乞情，冯国璋来电替段芝贵求情。因为他们也是有人马、有地盘的实力军阀，于是这三个名字就从名单是剔了出来；
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中又少了两个；
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为向南方示好，李燮和胡瑛也不应列名，因此这两位“墙头草”也逍遥法外了；袁乃宽是袁氏的族侄，所以也被段祺瑞从名单中勾掉了。
这样一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五太保”了。北洋军阀又不好再搪塞西南军阀，便又捡了与北洋团体关联较浅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其实他们三个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就这，张勋还通电公然反对，说“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
在讨价还价后，终于发出了惩办“祸首”的通缉令：“始祸请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著名鞫，严行惩办，为后世诫，其余一概宽免。”
可是即便下了通缉令，北洋军阀也不是真心要通缉这些人。早在通缉令下发前，中枢就通过各种途径，暗示榜上有名的人从速离开京畿。不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由北京搬到了天津租界，还有人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其他不在名单上的参与者，因通缉令上有“其余一概宽免”的字样，仍然高枕无忧。所以说冠冕堂皇的通缉令，不过徒具形式，只是掩人耳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