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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政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人物：小矶国昭（后来的首相），本庄繁（关东军司令），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阿部信行等，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败于蒋百里之手。
从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情形生演，可谓大长中国人志气。
当然这是否是以讹传讹，有待商榷。按传统，日本陆士毕业优等生（前几名）得到的是银怀表，陆大毕业前五名才是军刀组的，但是陆大必须得有联队长推荐才能读，留学生没资格（当然朝鲜除外，当时已经是殖民地了嘛）。
姑且不去管他，反正此人有能力就是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1906年蒋氏回国，在赵尔巽幕任督练公所总参议，但为张作霖等旧军人物排挤，同年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军事。在德国，他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受到德国军界元老兴登堡元帅的高度赞誉。1910年再回国，得士官同学良弼提拔，就任禁军管带，后转赵尔巽幕再任前职。
在1912年下半年，时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因为对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挪用陆军大学教育经费表示强烈不满，在操场上全体学员面前，竟创腹自杀，幸被清醒过来的学员抢救过来，不过从此，他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坚决离开军界。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二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讲起来，张汉卿和他还有点渊源呢，当初若不他的赞叹，张汉卿要想在京城闯下那么大的名声，还差了点火候呢。
听说他这几年过得并不如意，在老袁去逝后已经完全脱离军界，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黎元洪倒台往后数年间，他公职清闲，闲来着书立说，担任一些杂志的编辑、组织诗社等。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他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伸展机会。直皖大战后尚在北京闲居。
如果任其在文学的道路上发展，难保不会出现一个文学大家，像他不久后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就因为和梁启超互为作序的佳话而名扬一时，至今还被用作中|央美院的西文艺术史教材。
可是中国现在多一个文学大家不多，但少一个蒋百里，则是现时代所不能承受之重。
倒不需张汉卿多担忧，“奉情局”早已奉他之命密切监视蒋百里在北京的居所，发现他正准备投奔吴佩孚，以等待机会讨伐张作霖，报昔年之怨。
如此优秀的人才，张汉卿怎能错过？至于推向对手怀抱，更是但凡有一点见识就知道万万不可。当年钱学森回国，美国人认为他足以抵挡五个师的兵力；在张汉卿眼里，单纯从军事意义上讲，蒋百里不亚于钱学森。
两天前，当皖系落败的当日，蒋百里就敏锐地发觉自己已被不明人物所窥测。他不愿意急忙收拾随身紧要物品想离开险地时，在胡同口被几个壮汉拦了回来。不过这些人虽然相貌凶恶，腰里又别着家伙，但是对自己却无半点不恭之色，为首之人只说奉命留住自己云云。
此刻蒋百里正坐卧不安，他敏感地判断为自己的旧仇家张作霖又派人索命了！
武昌起义时，因张作霖素与自己不睦，自己被迫从东北逃亡。张作霖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氏因内急，火车上的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想不到时隔多年，自己仍逃不脱张作霖的魔掌，而张作霖竟记仇如此！
一个晚上，坐卧不安的蒋百里已经设想了最坏的情况。不过令他倍感惊奇的是这次不是灾祸而是福音，第二天一早，随着门外一声清脆的“敬礼”声，一个熟悉的笑容映入脸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