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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倾听蒋百里的演讲，张作霖仍屡有启发，他私下里谓张汉卿说：“小六子，这么多年来你做得最让老子贴妥的事就是把蒋方震找来了。”
张汉卿那个汗呐。敢情我通过土改、新政，帮你搞那么多的粮食和财政收入都不及一个蒋百里？我剿匪、帮你拿下吉林、兴安，从蒙古绕道陕甘扩大一倍有余的地盘，都不及一个蒋百里？我帮你暗搞了六百吨黄金、为奉军扩建了无数个发展重工业的厂矿企业，都不及一个将百里？就连蒋本人也是我辛辛苦苦挖来的！不过老爸能够欣赏蒋百里，值了！
张作霖是个实干家，欣赏蒋百里可不仅仅停留在嘴头上。他大笔一挥，沈阳兵工厂和一系列军工相关的企业就划到了“国防科工委”的名下。另外，蒋百里还兼任巡阅使署的总参谋长职务，取代了职多任重的张作相。
由于奉军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集团，所以蒋百里的总参谋长职务，更多地是作为张作霖的军事幕僚起军事建设的顾问作用，却正好发挥他的长处。擅长战略规划的他再以科工委主席之职配以对中国军工发展拥有决定权，使得军队与装备的契合更紧密。
从这时候起，奉系军工制造开始走上通盘统筹的道路。按照“小步快跑”的原则，第一步是把各部队的炮兵团补充完毕，其次是作为一线步兵火力支持的迫击炮的普及。在满足这个条件的同时，沈阳兵工厂及其它军工企业将腾出手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如大口径迫击炮的开发、军用摩托车的仿制、大功率柴油机的筹备等。
蒋百里担任奉军总参谋长，是张汉卿在奉系陆军中的一次大突破。关内有郭松龄、关外有蒋百里和姜登选，张汉卿对奉军的意图得以通过他们慢慢予以渗透，对于全面控制奉军，张汉卿充满信心。
从奉天自治，到奉黑自治，然后是东三省自治，再到联省自治，张作霖打着自治的旗号一步步走来也一步步在壮大。现在，在名义上，他管着东三省、兴、蒙、陕、疆、热、绥、察，外加天津一地，已经占去中国三分之一的地盘了，再“自治”，就要独立成国了。
所以，张汉卿说服张作霖，要“顺应民意”，改组扩大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在奉系辖下各省的呼应下，张作霖顺利就任主席，另有若干个副主席虚位以待。
“国家统一委员会”下设十个委员会，分别掌握着奉系重要的资源和力量：
行政委员会，由王永江任主席；
财经委员会，由刘尚清任主席；
实业委员会，由潘复任主席；
农工委员会，由莫德惠任主席；
交通委员会，由常荫槐任主席；
教育委员会，由谢荫昌任主席；
司法委员会，由王瑞之任主席；
国防科工委，由蒋百里任主席；
计划委员会，以张汉卿为主席。这并不是新生的事物，事实上在成立这个机构之前，东北就已经形成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步骤，包括辖区内重要资源的调配、国计民生物资的生产安排、以及工业发展的总量平衡。这种指导总体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非他担任不可。
最重要的军事委员会，由张作霖兼任主席，孙烈臣为副主席，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蒋百里等都为委员。
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成立，使奉系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发展的方向，就是“实现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主权上的完整”，这和人民党的首要宗旨是重合的，也使一大批不满军阀混战、外敌侵入的爱国志士对此产生了强烈共鸣。一时“国统会”网罗了大批人才，人民党也空前壮大，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有旗帜的作用。张作霖的形象，再也不是盘踞一方的军阀，而是忧国忧民、为国家的统一尽心尽力的良心集团首领。
由于这些口号的提出，使各爱国人士看到中国统一的曙光，并不约而同地将人民党的目标视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正史上同期即将成立的共*党在此时再也没有人民党更鲜明的目标，因此也没能够有足够成长的土壤和力量获得支持，竟不经意间湮灭在萌芽状态。
政|府、军队各司其责，让管理者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更宏观的大局，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张作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