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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之所以有钱，与东三省的经济实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关。民国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国税，张作霖在东北自治时已霸占了全部国饷的分配。在“东北新政”时由于财政吃紧，张汉卿便将税收做了如下分配：东三省工业因均被算为地方政|府发展投入，划为一个个垄断的工业实体----行业协会，所得不缴中|央国库，而归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财经委员会”辖下统筹分配。主要的农业税上，为休生养息，全部税收只占土地总产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还掉“买”地（其实差不多是强买，不过好歹还返还利息）的支出款项，强从全部税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发展税”。因为要普及义务教育，所以要预留占10%的教育税，还有为农业再发展的15%的农业提留税，以及户口税5%，再将剩下的15%以国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东北三省的农业税收总数为3.96亿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税收，仅拿到了3560万元，作为东北三省上缴的国税。
即使是这些，东三省所交税款已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张作霖辖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不但是北京政权的武力支柱，还是强大的经济后台。
加上工业回报，张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达到惊人的5.3亿元，按照同期银元对日元比例为9：7来算，约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6倍，远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业产值的锐增，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变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满洲国（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后所建立的傀儡国家）就在1945年，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这还没算上运往日本及作为军事损耗的大部分财产。
西北人民军本来就不穷，不过在占据陕甘各省后，政治、经济生活正在恢复中，基础设施又在大规模地上，因此表面上难有强有力的支撑。不过听说固原地震后张汉卿及时从东北调了一批价值近3亿银元的黄金，除一部分作为赈灾之用，余下作为军饷（这也是张汉卿的一个罩眼法，使得黄金的使用合理化）。所以在各方欠饷时，西北人民军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暴风雨。
1921年6月初，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二百万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
6月7日，王占元直辖部队武昌第二师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8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以为叛乱结束；
然而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师王汝勤部一部又哗变…
武汉是各国租界集中的地方，战乱不止，已经影响到租界的经济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汉口领事团向王占元抗议宜昌、武昌兵变，质问有无保卫能力，否则各国将调军舰来汉口自卫。王占元可以跟吴佩孚叫板，但是对于其背后共同的金主却不敢有任何违背，急忙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稳定武汉的局面。
可是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好日子，到19日湖北富池也发生兵变。这下子老外们不干了，6月21日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外侨损失，向王占元提出三点要求：
侨民所居附近二十里内不得驻兵；
赔偿商民损失，抚恤受伤教士；
领事馆增加卫兵一中队。
在北京的鄂人因此借机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28日再度请愿。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和政权的合法性，7月18日，王占元在武昌招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除了防止外省人借机入鄂外，他还有一重目的，就是向直系，主要是向吴佩孚宣布自己的影响力，以期获得派系内的支持。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后，在湖北主政的山东人王占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更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
正史上为驱逐王占元，湖北人说动了赵恒惕派兵北上帮驱逐王占元，并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等。
可是时光逆转，形势已与历史大不一样。张汉卿的西北人民军安定西北后，在邻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人民军不扰民，人民军信奉“三皿煮义”，人民军政|府广修道路、大办教育、打击官商勾结、致力于发展经济，这让首义之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革命军的盛况。
而且人民军本源于奉系，与直系为争夺北京政权斗得厉害，只要让人民军插手，只怕吴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