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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陆军惯例，陆大毕业的优秀份子，都会陆续调到陆军省（军部）、参谋本部（军令）、教育总监部（军训）所谓“中|央三官衙”担任幕僚工作，或在陆大作教官，然后再按各人在学生时代攻读外国语文的专长，先后派到各国去研究进修并担任情报调查工作两年。
这些在中|央服务的优秀份子，被称为“省部幕僚”，大致都会一帆风顺地往上爬，升到将军，并不困难。
至于考不上陆大的人，如果也没有其它特长，那就只有一直待在部队里，夏天汗流浃背、冬天坚冰凝髭、劳苦不停地训练士兵，这种军官，被称为“队附将校”，他们的升迁非常困难，都在大尉到中佐的历程中纷纷退役。
陆大毕业后的永田铁山，立即被分发到教育总监部，不久，他就崭露头角，主稿制定“军队教育令”。
当时的教总本部长（和陆军次官、参谋次长地位相等）本乡房太郎中将，看到这位初出茅庐的永田中尉，竟然能够担当起笼罩全军教育的划时代的大方案，大感惊异，赞赏不置。一九一三年，永田晋升大尉，自此十年之间，先后三度被派驻欧洲，为时六年。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求知欲旺盛的人，加上德文基础打得很好，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密切注意战况，同时对于各国战略资源、工业水准、以及投入其人力、财力、物力、而发挥总体战功能的总动员体制，有深入比较的研究。
一九二零年，他向日本陆军当局提出了一篇内容宏富的《国家总动员意见书》，被在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两度出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士官一期）大将称赞为比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总体战论更为精彩。
若是能比较，永田堪称中国的蒋百里似的人物。
永田铁山在1921年参拜了西游欧洲的摄政太子裕仁后，秉承太子打倒山县有朋一系军阀的密旨，有士官十六期三杰之称的永田铁山（驻瑞士武官）、小畑敏四郎（驻俄武官）、冈村宁次（参谋本部员）三人终于有机会相聚海外，畅谈达于深夜；
第二天，驻在柏林的十七期同学东条英机也赶来参加，相约在归国后，为“改革军制”、“刷新人事”、“建立总动员体制”共同奋斗。
裕仁回国后，其父大正天皇已经病重不起，他从11月25日担任摄政，成了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仍不牢靠：文官“宪政”的力量、元老派们固有的阻碍，尤其是在他的婚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需要借助一拨新的力量，来取代旧有的力量。
两年后，二月会的一拨元老先后回到国内，加上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六个人经常聚谈，逐渐联络了下列十五期至十八期同学十九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
二叶会以士官十六期同学为中心，永田、小畑两人后来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居于领导地位。冈村、板垣、土肥原、矶谷四人，早在士官肄业时代，相约向大陆发展，是侵略中国的四个主角，有“支那通四将军”之称，永田为他们的后盾，也是他们的总指挥。
东条是永田的得力助手，和冈村等四人也有密切关系，后来到了二次大战期间，被近卫文麿拔擢东条为陆军大臣，并推荐他继任首相，才造成他在日本军阀中空前未有的独裁地位。
但是在上次，张汉卿当着皇亲朝香宫鸠彦王的面侮辱了天皇，事后日本政|府却无比低调地刻意回避了此事，让永田铁山大感郁闷和耻辱，但是当他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前一阶段的成就后，也深为中国的变化动容。
大日本帝国已经不是甲午时的帝国了，中华民国也不是晚清时代的那个国家了。发怒的后果，只能是挑起两国间的战争，而现在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中国强硬地抗衡，将会对日本造成崩溃的后果。
对日本政|府的更迭，张汉卿倒并不在意----日本政坛是出了名的走马灯，谁上台理论上都改变不了其本质，起决定作用的幕后元老派才是重点，这一结论从战前到战后，直到迈入二十一世纪都是如此。
不过在1926年，日本军界新的人事更替引起了他的注意，主角是一个在当时中外观察家们除了张汉卿都认为不起眼的中佐永田铁山，他的职务是陆军省新设的整备局动员课长，另一个不起眼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陆军省的干事。
这个委员会，和张汉卿力推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一脉相承，不约而同的相似，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对谁抄谁的问题，中日史学家后来都有争议。不过，做得最好的，当属中国，这是中日双方都没有疑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