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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家里赶到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已经完全被警察封锁了。许多看热闹的群众聚集在远处，互相议论着。
大批警察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做现场勘查和调查记录工作。
第一起凶杀案，发生在东湖宾馆后门外小巷西面的巷口外。死者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外表看，死者是个生活比较富裕，甚至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被人在胸口和背后各刺一刀，且都在要害。他的钱包被扔在地上，里面已经空了。
葛处长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被人谋财害命。凶手似乎是两个人。
第二起凶杀案，发生在东湖宾馆后门外东侧不太远的地方，是被人从背后一刀刺死的，刺得干脆利落，当时就死了。但这个人的口袋里还有一些钱，却没有被人动过。一刀毙命，钱财未动，这两点情况让葛处长起疑。既不像报复杀人，也不像谋财害命。
第三起凶杀案更加诡异，死者的裤子被脱至膝盖，他的男人器官却被人一刀割下，并且被塞进死者的嘴里。剧痛和失血过多，似乎是这个人的死因。这个案子似乎更像是报复杀人。做案能做到这个程度，似乎也不像是一个人所为。
葛处长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生前可能祸害了别人的妻子或女儿，所以才遭人如此严厉报复。那么，这可能是一桩报复杀人案吧？他这样想。
三起凶杀案，一个为谋财而害命，一个死因不明，第三个却像是遭人报复而死。那些在现场勘查的警察都认为是刑事案。
但在葛处长的眼睛里，却绝不可能看成是刑事案。三起凶杀案，几乎是同时发生，距离如此之近，他不相信这是简单的刑事案。
对这三起凶杀案的侦察工作几乎立刻就开始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葛处长接到进一步的报告，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身份不明。再进一步说，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死于巷口的中年人住在武汉商业局第三招待所，从他的旅馆登记和身上找到的车票来看，他是从广州来。登记显示，他叫曾绍武。
但是，葛处长经向广州方面了解，广州并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情况或记录。
而死于小巷东面的两个年轻人，则找不到任何线索。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情况就有些诡异了。
葛处长可以算一个老公安了。他于一九四一年参加新四军，一直在安全保卫部门工作。一九五一年转业之前，他是六十三军军部正营级保卫干事。他转业到武汉公安局后，从治安科副科长干起。由于连破大案，两年前，他升任市公安局国内安保处处长。所以，其貌不扬的葛处长，破案经验却十分丰富。
此时，葛处长有一种感觉，这三起凶杀案之间可能有联系，甚至应该是同一个案子，并且极有可能是一个政治案。
那个时期的所谓“政治案”，大体上只有两类，一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案，也就是所谓的“反（对）革命案”。另一类则是“特务案”。清查和破获国民党潜伏特务，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政治任务。
到了这个时候，葛处长就很自然地想到曾经到武汉来找人，却又不肯告诉他名字的张雅兰。他感觉，张雅兰似乎和这三起凶杀案有关。
葛处长要找张雅兰很容易，她就住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这是他早就知道的。
那个时期，公安人员的收入都不高。所以，公安人员到外地办案，只要手持一封介绍信，就可以在当地公安局招待所里免费吃住。所以，张雅兰到武汉来，只能住在公安局招待所里。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葛处长就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找到张雅兰。
这个时候，张雅兰和肖凡冰刚刚从外面回来不久，正在房间里商量如何向武汉公安局的葛处长解释这个案件，能否让他们当作地个刑事案来办。
这天的中午之前，张雅兰和左少卿以及她的组员们碰头，核对各方面的情况。
他们坐在房间的各处，互相注视的眼神里都有一些疑惑和沉重。
他们已经核对清楚，昨天夜里，东湖宾馆的后面被人杀死了三个人。他们相信，这三起案子都是武汉第五小组的人干的。但他们如此下重手杀人的原因，他们却并不知道。另外一点，被杀死的三个人是什么人，他们也不知道。这也正是他们最担忧也最疑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