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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就是让这些涌入京城的流民返乡安居乐业。民以食为天，只要耕者有其田，谁还出来做流民？
而让这些流民返乡，根子却是在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上。不解决这一点，哪怕再多的办法，也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可这个问题，却恰恰是最难解决的。中国几千年历史，除了到自己来的那个，强制性的土地国有时代。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够妥善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甚至不止一个朝代，都因为土地兼并剧烈，引起贫者日贫、富者越富的巨大矛盾，一遇到天灾人祸便要引发剧烈的动荡。甚至若是遇到张角一类的，以传教为名鼓动，立即便是烽火遍地。
不仅自己前世所熟知的那个朝代，便是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的。便是这个时代，自己那位老祖宗不也是借着农民起义，才最终换来黄袍加身，打下了这个大齐朝的江山吗？若是没有前唐末年那场农民起义，自己那位老祖宗没准还在过着贩卖私盐，那种刀口上添血生活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除了宗室、官员强占土地之外，百姓自愿携带土地投效的也不在少受。在朝廷限商的所谓祖宗家法之下，赋税的征收除了盐税之外，基本上还是以农业税为主。而偏偏却是占据土地最多的宗室、官员，甚至有功名的士绅、读书人都免赋。
那些没有被兼并的土地，百姓的负担就越来越重。没办法，官员要政绩，朝廷要税收。宗室、官员，乃至读书人家又是免税。那些钱粮，就只能落到没有投效土地的人家去收。朝廷针对各地税赋的征收入库情况，是专门有考成法考核官员的。
甚至对于那些州县官员来说，每年税赋入库情况的考核，还要在廉政与否之上，甚至直接决定到其后续的仕途。若是你做州县的，拖欠该上缴钱粮太多，那你别说不要指望升官，就连现在的官帽子，能不能保住都是两回事。
千里求官只为财，你不让人升官，甚至不让人做官那怎么能行？所以为了政绩考核，那些州县官员应对手段花样越来越多。就好比原本该收一百亩地的钱粮，最后平摊到了几十亩，甚至只有十几亩地去负担。至于更多的土地，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免除掉了。
可大齐朝每个州县征收的钱粮，是按照每个州县全部田地来收取的，没有人去管那些田地是不是被免除了税赋。这就造成了那些没有功名，没有办法去免除赋税。本就很贫困的普通百姓，负担越来越重。
一旦加上人丁税后，所负担的钱粮，超过给大户人家做佃户的佃租。很多百姓宁愿将自己土地，投效到那些可以免赋的大户人家，去给人家做佃户。这样，每年的负担还会小一些。那怕还要负担人头税，可这也要比给朝廷缴纳钱粮轻松得多。
甚至干脆丢了土地，外出去做流民，这样便是连人丁税都可以免掉。你连人都找不到，又上哪去征收人丁税？不说别的地方，单单京兆府最大的流民来源地郑州。刚刚卸任郑州处置使的黄琼，便清楚的知道其所辖各州县，最少的人丁税也拖欠到了万余贯。
而百姓出去做流民，影响还不单单是人丁税一个。州县百姓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吃盐的人也一样再减少，作为朝廷另一个岁入主要来源的盐税，也一样在减少。更为危险的是，一旦流民因为寻找不到出路而据啸山林，带来的后果恐怕会更大。
这就成了恶性循环，天底下可供征收钱粮的土地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百姓，大量的外出做流民，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而下面的州县官员，又为了完成政绩考核，便只能拼了命的向着最穷一群人征收钱粮。
赋税的不均衡，不仅近一步的加剧了土地兼并，使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且天下土地数量有限的情况之下，随着土地兼并的越演越烈。无论下面的官员在努力，在怕丢官帽子。可在无法控制土地兼并的情况之下，可供征收钱粮的土地同样越来越少。
而可供征税的土地越少，也就意味着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朝廷，进项越来越少。朝廷岁入减少，就没办法养兵、给官员发俸禄，更没有办法赈济灾民。甚至到了眼下，一场涉及面积并不算大的旱灾，让朝廷上下却是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
甚至到了就连京城的一场雪灾，都拿不出多少钱粮来赈济。只是眼下朝廷进项日渐减少，但却依旧将赋税征收放在农业税上。反倒是那些生意兴隆的商贾，除了货物运输沿途，遇到关卡要征收一些所谓的常例之外，几乎无人去征收税赋。
无论生意做的再大，除了沿途关卡的那些常例之外，也几乎不用缴税。那些常例虽说也不算低，可与生意的进项相比，黄琼估计根本成不了比例。更何况，那些商贾还在不择手段，来逃避这本就不高的有限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