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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棠，你可知为何，我会将新区列为建设委员会重点督办工程！”
漫步在工业区内平整的柏油街道上，在这一声反问时，望着眼前的街道，张静江都会回忆起五年前自己主持浙江省务时一幕幕，那个时候，虽说自己年长许多，可与管明棠一样，自己同样还是一个怀着理想和抱负之人，而现在，在经历诸多事务之后，当年的那份雄心壮志，早已淡去许多。
或许恰因如此，才会在一开始便对管明棠心出爱惜之意。
“……当年，我于浙江任长时，为建设浙江，一展抱负，浙江百姓于我可谓是恨之入骨啊！”
提前当年，张静江的脸上尽是一副苦笑连连之色，而对于当年之事并不了解的管明棠则只是一片茫然。
“欲行以实业建设，必需解决资金，可政府就那么点钱，建设委员会筹办各种厂矿企业，政府几乎未划拨一分一毫，在浙江的时候，我是以增加苛捐杂税作为浙江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用外界的话说，就是巧立各种名目，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而又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正税每元附加1元4角，附税超过了正税。同时还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银钱业进行抵押借款。后来又增加一“积谷”项目，按亩征谷两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国民政府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同样却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后来又有“教育经遇”、“军事特捐”等名目，亦在田赋附加……当年之苛刻，可谓是让浙江民从大遭其殃啊。可，又有什么办法？”
此时，在管明棠的面前，张静江并没有一丝的隐瞒，甚至可以说坦白至极，但随即又似是为自己辩解一般。
“他们说因为我在浙江实施蚕桑统制，成立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和杭州丝厂，严禁农民饲育土种蚕和缫制土丝，必须全部出卖鲜茧。才有了农民育蚕无利，相率砍伐桑树，另种庄稼。却无人说道，民二十九年世界经济危机，丝价大跌，先有此，才有桑田改稻与丝厂制丝赔本，先后倒闭之事，全不看土蚕茧差价廉、土丝市场几无之实！且不看省政府联合上海银界的倾力保丝之行，若无当年保桑、保丝之举，恐怕现在浙江全省蚕桑早已毁于民二十九年！”
听着张静江为自己当年所为辩解时，管明棠颇以为然的点点头，他说的到也是事实，这两年对于这个时代，已经不像初时那般“一无所知”，对生丝等业自然有所了解。
“市场大局如此，非伯父一力所能挽……”
心知同这样的“老人”谈话，要顺着他意思的管明棠自然配合着他在那里发着牢骚。
“后来又有人说道，我为了贪图丰厚利润，强迫农民施用外国肥田粉，农民因不知施用方法，许多地方施用肥田粉之后，表土硬结，庄稼枯萎而死，农民损失惨重。而民二十年，浙江省粮作丰收，又岂无肥田粉得法施用之功？”
这显然有些强自辩解了，在推广之初不加以科学推广，出现问题又岂容辩解？不过管明棠并没有吭声，虽说对于张静江主政浙江之事不甚了解，可也听农研院的专家提到过，在其主持浙江时，不问土壤性质和耕作习惯，强制命令农民种植“百万棉”，结果十九年百万棉种在萧山、余姚、绍兴等产棉地区推广以后，造成严重减产。
而且张静江以元老自居，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连蒋介石的话都敢不听。当时蒋以“南昌行营”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限期完成。而张则着眼于高额利润，先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唯一有盈余的公路。建成后，又经由公路局长陈体诚、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琢之与绍兴商人徐叔荪、金汤侯等勾结，由徐等组织公司，享专营权30年。这些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自然的对于自己所了解的事情，甚至对于张静江在那提其主持浙江的得失，管明棠根本就没什么兴趣，而张静江又岂会没注意到这位晚辈的走神，于是便说道。
“到来，浙江诸事纷争，虽有我之失，但更多的却是理念之争！”
话至此，张静江终于把话引回了正题，。
“在主政浙江时我同党中的一些新贵之间的矛盾也在滋长。走英美式道路是你伯父我的政治理想。只要全力发展资本，政府统治即可巩固，国家亦可获得发展，因戴季陶等人却是从理论方面歪曲先总理的主义，且宋孔等党内新贵之所以鼓吹“统制经济”名为统制，实则却为其独占市场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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