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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6年即于西元1927年7月1日发出修订不平等的关税条约、实行关税自主的布告。翌年7月至12月，中国先后与英、美、德等11个国家签订了关税条约，只有日本迟迟不废旧约。后国民政府以从关税拨出500万元作为偿还“西原借款”担保为交换条件，才于1930年6月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虽有“三年不变期”为限，但从民国二十二年起，随着中日关税协议期满，中国获得法律年关税自主权，随之，中国现代海关成立近百年之后，中国关税方才得已成为国内实业发展的保障。
进近20世纪后，对于中国而言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年代的领头的商品，正如10年代的纱面两白、20年代的桐油，而进入30年代之后，桐油又让位与另一种“白货”——蔗糖，而蔗糖之利，完全得益于关税保护，进口糖税相当于当时上海、广州市场糖价一倍以上，在中国办糖厂，可以得到关税的保护，不怕洋糖冲击。不过与其它棉纱、面粉、油桐可以全国大多数地区种植不同，蔗糖的原料——甘蔗受限于其产地，而只能于两广等地种植，因此自然的制糖业这一新兴产业也就只能成为两广的地方产业，或正得益于此，在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便于二十一年制定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在民国22年，陈济棠委任的主持广东糖业发展的冯锐，这位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并没有想到，在陈济棠千方百计筹集到兴建六家省营糖厂资金之后，却引发了一场“机器大战”，围绕着争夺六间糖厂机器设备的一场“机器大战”。
办新式糖厂，关键是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由于美国檀香山铁工厂最早表示支持广东办糖业，所以最初的办糖计划，即六间糖厂的机器设备，都准备在该厂购进，这将是一笔高达几百万美元的大生意。很快，广东同檀香山铁工厂签订了第一批合同，购买新造糖厂和惠阳糖厂的全套设备，总值达110万美元。
在经济严重不景的情况下，广东办糖业的巨额定单，引起了另一家世界机器生产巨头———捷克斯可达公司的垂涎。他们更看到这是中国糖业现代化的起步，这个先机如果占了，将来的市场前景将无可限量，便不惜代价地与檀香山铁工厂竞争起来。
针对檀香山铁工厂与广东所签订的合同，斯可达公司连连出招，檀香山铁工厂向广东提供的是菲律宾破产糖厂的翻新设备。斯可达公司针锋相对，提供全新的机器设备，且保用一年，在保用期内出现问题，全面负责保修。接着又降低价，檀香山出售的机器中，新造糖厂日榨蔗能力500吨，惠阳糖厂日榨能力1000吨，前者售价37。5万美元，后者售价70万美元。而斯可达开出的价码是，日榨蔗能力1000吨的机器，我66万美元就可卖，低了5。7%。不但如此，檀香山铁工厂的售价是厂家在出口港船上交货价格，斯可达则是香港交货价格，承担运费及保险费，售价又低了许多。随后，斯可达公司又称，我提供的机器，实际能力比合同上写的加大50%，而檀香山却是旧厂生产能力。只增加了一些机器设备，就扩建为日榨蔗能力2700吨的大型糖厂。
争夺到最后，双方甚至连一贯坚持的国际付款原则都放弃了。按付款要求，檀香山铁工厂是机器安装好后，第一次开榨前要付90%的钱，开榨后付完所剩10%钱，可分20次付清，但第一次付款为10%。
斯可达公司则提出，开榨前只收40%，开榨后再收60%，同样可分20次付清，但第一次只收2%。如在一年之内再购一个糖厂的设备，可免收第一个糖厂分期付款的利息。
分期付款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上很平常，但一般需要一个在国际上有信誉的银行作担保。檀香山铁工厂最初要求中国银行书面作保，斯可达公司为了促成签订合同，竟接受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广东省银行和广州市立银行的担保。
这样一来，檀香山铁工厂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要求，接受了同样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保证。檀香山铁工厂在给冯锐的信中，就流露出他们在竞争日益尖锐的压力下，不能不这样做的心情。信上说：“这次是本公司第一次接受没有不可收回的信用证书担保的分期付款合同。”
为了竞争的胜利，斯可达公司甚至连给经办人回佣的极端手法也使出了。最终，斯可达公司硬生生将檀香山铁工厂原已到口的肥肉扯去一大块。而就在斯可达以为咬掉一大块肥肉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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