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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也少有，更何况这份声明的观点如此鲜明：
“兹因暴戾之支那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谦吉大将在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他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及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直飞东京，请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促使杉山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当机立断，早下决心，以武力迫使支那政府低头。
关东军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起军部和支那来。
日本朝鲜驻屯军虽没有关东军那么狂，但支持对中国武力解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朝鲜军参谋长兼司令官小矶大将的意思，向东京报告称：
“由于北支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支那开战，甚至各自动员了部队。而实际上，从年初开始，两大海外驻军已经开始调配物资，为未来的行动作准备。
而在市谷的军部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支那课长永津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北支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支那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日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实干的结晶。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急。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深深感到在支那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自己的见解。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支那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以支那的实力，即便是未来我国实施对苏联作战计划，其也无法对我们的进攻产生任何影响。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北支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支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而在“9。18”事变后，蒋介石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
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实施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无法自拔。过去的几年间，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是此时如石原一般有着清醒认识的在军部的影响力却极为有限。
“那么，以石原部长看来，难道，我们就坐等着支那的蒋介石完成他的备战工作之后，进攻满洲吗？”
河边虎四郎大佐看着石原莞尔大声质问道，在今年元月之前，东京还视蒋介石的妥协是日本的胜利，在元月，当情报部门通过一些渠道获得了蒋介石日记的副本之后，他们才明白，蒋介石之所以妥协，不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避免战争损耗军队”，而是出于备战的需要。
“至少未来三年内，支那都不可能……”
“不可能？”
在石原莞尔试图解释他的看法时，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又急问道。
“那么，如何能够确保未来我们实施对苏作战计划时，支那不会从北支向满洲实施进攻？如何能够保证支那不与苏联合作？石原部长，请你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