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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宣布“监国”。
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南京的大臣们穿上整齐的朝服，衣冠楚楚地跟随朱由崧身后。朱由崧首先行告天礼，宣读祝文，将自己出任“监国”的消息禀告玉皇大帝。
读毕祝文焚烧时，祝文烧出的灰烬竟然扶摇直上，飘入云霄，大家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兆头。（“其祝文焚时，飘入云霄，众以为异。”）
礼毕进入内殿，朱由崧正襟危坐，南京群臣分组依次向他行四拜礼。开国名将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跪倒尘埃，进献“监国之宝”。
这枚宝印可不同于传说中那颗“传国玉玺”，它不是用美玉雕琢而成的，而是用黄金直接铸造，重达80两，合2.5公斤重。朱由崧托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心情也格外肃穆庄重。
他心事重重，又踌躇满志，当即下达第一号“监国令”：免除先帝因用兵而向百姓征收的“练饷”，停收崇祯十二年以来“一切杂派并各项钱粮”，崇祯十四年以前民间拖欠未缴的赋税，现在都一笔勾销（其实想收也收不上来）。
同时颁布追念先帝崇祯的哀诏，宣布从五月初六日开始，为崇祯帝发丧。
就这样，一场**折折沸沸扬扬的“迎立”危机终于尘埃落地。在朱由崧的心中，这二十多天是多么的不平常啊！
但在三千四百华里之外的北京城，发生的故事同样惊人心魄。
就在福王朱由崧风尘仆仆抵达南京城郊那天，从山海关战败溃逃回来的闯王李自成在北京匆匆举行登基大典，然后派人四处纵火准备撤离。
五月一日，朱由崧在群臣簇拥下刚刚从容进入留都南京内守备府，五月初二，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就被大明的臣民将错就错稀里糊涂地接进了北京紫禁城。
仿佛冥冥中有某种感应，在南京就任监国的福王朱由崧和大清国的摄政王多尔衮几乎同时宣布，从五月初六日开始，为被流贼李自成逼死的崇祯帝朱由检隆重发丧。
李自成，多尔衮，朱由崧，他们现在或许都在祷告上苍，祈愿老天爷能对自己更加眷顾。
从监国到称帝
福王朱由崧担任监国的时间并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天，皇宫里忽然传下一道谕旨：
“谨于五月十五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都。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
为什么朱由崧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由代理皇帝急于转正呢？
原来诚意伯刘孔昭，抚宁侯朱国弼等人一开始就不同意朱由崧担任监国，而主张一步到位直接当皇帝。
作为“立亲派”的骨干人物，刘孔昭在群臣面前洋洋得意。朱由崧出任监国前，他就旁若无人的叫嚷：“福王宜即登大宝，以正人心。”
史可法解释说：“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
“今日即定，谁敢更移？”
史可法也有些不高兴了，说：“稍缓几日又有何妨！”
御史祁彪佳也说：“先接受监国之宝，其名极正，立即登基，难以服人心。等到为先帝发丧后除去孝服，再选个黄道吉日举办登极仪式，布告天下最好。”
魏国公徐弘基，兵部右侍郎吕大器也主张不能操之过急。
刘孔昭这才不再说什么。
可是朱由崧出任监国第二天，吕大器忽然又提出：“福王应该后天登基称帝。”
在迎立何人为君的问题上，吕大器排斥福王最坚决，现在见大势已去，木已成舟，他心内十分惶恐，唯恐因此惹来无穷的麻烦，为了讨好朱由崧，他恳请朱由崧早日称帝。
御史祁彪佳感到好笑，说：“今日监国，明日即位，这不是一场儿戏吗？“
可检察长（右都御使）张慎言，财政部长（户部尚书）高弘图也跟着帮腔：“国虚无人，可速继大位。”
就在这时，偏偏又传来凤阳总督马士英要带兵前来催促福王登基的消息。这一下，闹得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史可法也没了主意。
五月十一日，南京群臣第三次向朱由崧恭呈劝进表文。大家心知肚明，让朱由崧出任监国不过是个过渡，由监国转正为皇帝，只是个手续问题，煮熟了的鸭子，还能跑到别处去！朱由崧见大家这么真诚地抬举和拥护自己，也就不再说什么。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又是一个好日子。
朱由崧率领群臣再次敬告天地祖宗，宣布自己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从而结束了明王朝从三月十九日以来二十六天国家无君的非常状态。因为朱由崧建立的朝廷偏安江南，历史上称为“南明”。
朱由崧就是南明第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