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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一直躲在幕后，却从来就没有安静，消停过。他隐居在深山老林的寺庙里，却对南京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洞如观火。
南京定策时，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的想法尚在犹豫摇摆，是这个人的一封信坚定了马士英的抉择，
朝堂争斗时，刘孔昭瞪着牛眼举起小刀在群臣之间穿梭追赶，起因根苗却是因为张慎言阻止这个人的起用，
即使是地方上官员的任命，也少不了这个人的幕后指点，派田仰替代路振飞巡抚淮扬，据说就是马士英听从了他的举荐。
这个神秘的人物，就是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大奸臣阮大铖。
大明三百年，真正名列《明史》的大奸臣并不多，不过胡惟庸，严嵩等十几人，而南明弘光朝就赫然占有两位：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说起来有点冤枉，这两个人刚出道时，都不是什么臭名昭著的阉党，而是光明正大的东林党人。
世界上本没有天生的坏蛋和圣人，都是后天的环境影响和自身主观选择的结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决定性的选择机会并不多。每当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是选择向善还是向恶，关键看个人对心灵的把握。
纵观阮大铖的一生，就是一个有才华的士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坚守，一次次步入歧途，自甘堕落的过程。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因生有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还获得一个颇通俗的称呼“阮胡子”。
阮胡子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这一年，据说正处于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上（著名史学家黄仁宇语）。至于他的籍贯，说起来有点“囧”，按照《明史》的说法，阮大铖是安庆府怀宁人（今安徽怀宁县），后世的史籍基本沿袭，当代学人也竞相引用。
但怀宁老乡们却耿耿于怀，根本不认帐，近代（1915年）怀宁文化界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阮运动”，上百名读书人引经据典，多方考证，最后得出结论，阮大铖其实是邻县桐城人，从而一脚把阮大铖踢到了桐城（今安徽桐城市）。
他们的理由是：《明史》的主编张廷玉是桐城人，他为了维护家乡的清誉，大笔一挥，把臭名昭著的阮大铖推给了怀宁。可天网恢恢，百密一疏，《明史》上有句话恰巧泄露了天机：“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
所谓同邑，也就是同乡的意思，而东林党领袖左光斗是正宗的桐城人，至今“左公第”，“左公墓”等尚存桐城，游人络绎。阮大铖与左光斗“同邑”，不言而喻当然是桐城人。
可如此一来，桐城人也不干了，说“百子山”在你们怀宁县境内，阮大铖曾隐居于此，所以才自号“百子山樵”。再说桐城自古乃诗书礼仪之邦，怎会出阮大铖这样阴险狡诈的小人。
就这样，怀宁不收，桐城不要，生前风光无限，才华横溢的阮大胡子，死后竟成了一个没有籍贯的人。
阮大铖出身于诗书世家，其曾祖阮鹗，做过福建巡抚，抗击倭寇有功。大铖从小勤学苦读，经史子集，方言小说，词曲传奇甚至神仙佛道无书不读，满腹经纶才藻，自认为拾取功名如草芥，目空一切。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值而立之年的阮大铖进京赶考（会试），结识了小他四岁的贵阳人马士英，两位同学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这一年，阮大铖果然一举成名，进士及第，授官“行人”（官名），掌捧节奉使之事。此官职在京官中品级虽低，但升转极快，刚刚步入仕途的进士，都以能任此职为荣。
天启元年（1621）阮大铖被提拔为户科给事中，不久，转吏科给事中。就在这一时期，阮大铖加入了东林党。因为他的座师（主考官）高攀龙，同乡左光斗都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些志趣相投，思想接近的人结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既没有统一的章程，也无需宣誓，交党费，只要有党内朋友，同志介绍，即可成为其中的一员。
九千岁魏忠贤上台后，独揽大权，倒行逆施，为了排斥异己，阉党中有人编写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跟阉党作对的东林党人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一一对应，真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好记又好玩，深得魏公公夸赞。
这份《东林点将录》的名单相当有创意，排第一位的托塔天王，对应的是当时的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第二男主角及时雨宋江，对应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其他角色：
玉麒麟卢俊义吏部尚书**星，入云龙公孙胜左都御史高攀龙，小李广花荣山东道御史黄尊素，大刀关胜左副都御使杨涟，豹子头林冲—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黑旋风李逵户科给事中魏大中，赤发鬼刘唐左通政刘宗周，浪子燕青左谕德钱谦益，铁笛仙马麟户部右侍郎郑三俊，没遮拦穆弘吏科给事中阮大铖，在水泊梁山上，“没遮拦”穆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在东林党内，阮大铖当然也不是什么重要大人物。
阮大铖担任吏科给事中的时间不长，就遭遇父丧，只好回家守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