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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可以不去医院病，既然到了医院，那就意味着你把命交给医生了。如果这种信任关系都建立不起来，陈克觉得就没必要接收这等病人。
所以整个医疗部门里头一面强调“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面同样强调“必须建立起码的医患互信关系”。医生也是公民，没理由勒令一部分公民单方面的付出，这种态度不科学。
“哼哼。”有些同志冷笑起来。其他同志对此表示完全的赞同。
“第二，光复会还是满清那种觉得有了权力地位就能拥有一切的旧思想。”黄正淳接下来的判断极为严厉，在根据地里头，如果有人被扣上这个帽子，不用说，这个同志绝对就会被调离岗位，进行教育。
医生，特别是西医，都有一个很潜在的共识，不管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乞丐流氓和尚道士，剥光切开，生理上没什么区别。人生来都一样的观念，在医生的眼里，是一种被“反复验证”的常识而已。医生最容易接受“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这是他们专业领域里头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若是医生觉得病人身份高，生理结构也会不同于常人，那这绝对是在害人而不是治病。
光复会上下明显缺乏这等理念，越是底层出身的光复会成员，反倒是对人民党的医疗队很尊重。这不光是对救命者的尊重，还有一种相当朴素传统的对知识份子的尊重。伤者的地位越高，权力者对知识份子的俯视感就越强。各种完全有悖于人民党基本营运模式的事情就不断出现了。
例如，在人民党这里，战场治疗是按受伤级别划分的。假如一名团长受了轻伤，或许在轻伤队伍里头可以先治疗。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正在做重伤手术的医生放下手里的伤者，跑来给团长包扎。这个例子是人民党和部队里头广为讨论的一个公共例题。目的是为了分清什么叫做“公平”，同时也要分清楚为什么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到了光复会这里之后，人民党的军医们当然是按照人民党的章程与理念来办事。而光复会是按地位而不是按制度来区分人之间关系的，先送进来的就是一群地位比较高的干部，这些人受伤有些日子了，那些贯通伤的伤者甚至伤口已经开始痊愈，甚至有些只是简单的擦伤。即便如此，得知来了西医，这帮人立刻理所当然的跑来要求先治伤。
医疗队队长黄正淳不过二十八岁，在根据地里头已经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他自打在上海时候就跟着人民党，两年多来哪里见过这等“不讲道理”的人。陶成章已经明明白白的把整个军医院全部交给人民党医疗队负责，黄正淳二话不说就按照伤势来区分治疗顺序。
那帮地位较高的光复会干部一开始不知道人民党医疗队的组成结构，所以误以为给他们验伤包扎的是医生，等他们知道这些小娃娃只是群上了医学院不到半年的实习学生之后，矛盾就立刻爆发了。
在光复会这些人受了轻伤的干部来，就我这身份，好歹得来几个水平最高的医生给我，弄些上了半年学的实习学生，你这就是草菅人命。人民党的医疗队认为，负责划分医疗等级的是队伍里头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根据地里头多大的干部们接受治疗安排的时候都不吭一声，你们这些受了轻伤的光复会干部算老几啊？
年轻人都爱较真，光复会干部自认为“老子是有身份的人”，人民党医疗队则是完全坚守“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地位尊卑”与“大众平等”，这两种理念立刻就激烈的冲突起来。好在陶成章能压住阵，而且医疗队并不反对在同等伤势下优先治疗干部。第一波冲突勉强算是压住了。
同志们接受了自己观点，黄正淳接着给光复会下了新的判断，“第三，光复会不懂科学，不讲科学，也不学科学。”
这是继伤员等级划分之后爆发的新冲突，也就是“蛆虫事件”。陈克以前过不少小说，里头有使用“蛆虫”来治疗化脓伤口的案例。这的确是一战时候英国人采用过的治疗方法。根据地缺乏抗菌药物，不管土洋，有用的方法就上。医用苍蝇以及蛆虫都是无菌培养十好几代的，绝不至于闹出细菌传染的问题。这在根据地里头已经是比较通用的一种处理化脓外伤的方法。
光复会的土包子们哪里知道这等医学问题，对伤口化脓者进行处理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吓的惨叫，立刻就惊动了整个伤兵营。连陶成章得知了这个情况，也吓得跑来询问究竟。即便是陶成章见过陈克，而且对人民党也有基本的信赖，他了伤兵化脓后红红白白布满脓液的伤口上密密麻麻蠕动着的白色蛆虫。陶成章的胃也是一阵阵的收缩，胃里头的食物大有破口而出的趋势。
想让光复会的人接受这种治疗方法，陶成章也觉得无从下手。幸得光复会倒也收拢了满清伤兵，从里头找出一些伤口化脓的伤兵挺容易。选出十个能压住阵的满清伤兵，伤口化脓的都吓人，用蛆虫法治疗一番，原本病怏怏的伤兵也没有伤势恶化的迹象，倒是伤口很快结痂。陶成章极力压制，加上采用蛆虫治疗的伤兵伤势好的很快，好歹是压住了局面。
听着黄正淳一条条的抨击着光复会，医疗队的同志们心情也舒畅了不少。这些同志也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其实往往容易“拧死理”，不过能够被证明自己完全正确的话，医疗队都是年轻的男同志，大家也没有那么小心眼。猛批光复会一番之后，这些怒气也就消散了不少。
“黄政委。咱们下次不招惹光复会就好，这次就算了。”有人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医疗队毕竟都是医生，作为医者，作为革命队伍里头的一员，遇到不高兴的事情自然会生气，这气得到了消解，大家自然而然的宽容起来。
黄正淳和大家一样，虽然光复会里头有些人做事很不地道，不过整体来，光复会总体还是合作的。而且有件事，这些年轻的军医护士们心里头也是有着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医疗队对光复会的厌恶。
战场上受伤最难治的伤势之一，就是子弹留在体内的类型。子弹从人体一遍打进去，从另一边穿出来，这是贯通伤。贯通伤着伤口大，出血多，不过只要没有打断打伤大动脉，止了血，防止化脓感染，反倒不容易出事。子弹留在体内的那种，需要开刀取出子弹，而且天知道子弹会把什么脏物带进人体内，留在人体内的金属弹头也会引发身体的病变，属于极为难治的。若是子弹在人体内留下多块残片，那就更加难治。
工农革命军的野战医院一直是跟着部队在战场上，还真没有处理十几天旧伤的经验。光复会伤员这种没取出子弹的伤员，有些伤口表面愈合了，有些伤口则是化脓了。一旦切开，很可能会导致病菌进入血管，这可是要命的。
陶成章是个大气的人，他知道若是不及时治疗，会造成不少死者。所以他明确表示，不管能不能救过来，光复会只会感激人民党出手相救的恩情。结果人民党医疗队的青年们就真的信以为真了。这些“傻孩子”虽然有过与光复会的冲突，不过他们真的满脑子都是救人的念头，完全没想到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是在根据地。大家绞尽脑汁的制定手术计划，主刀医生甚至还在手术前多休息了几个小时，以求精神饱满的投入手术。
意料之中的，两天的手术里头，一百多这种重伤员，有九个人没能活着下手术台。剩下的伤员，术后的情形都不太好。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一百多人受伤十几天，体力都有比较大的消耗。动了手术后，情况自然不可能立杆见影的好转起来。术后的第一天，又死了五个伤员。
对这些死于手术的伤者心怀愧疚，是这些医生们共同的心情。“如果我能再注意那条血管一点，如果我能在切口的时候更小心一些。那么伤员很可能就会活下来。”
如果一个医生在手术中没有能够救过来病人，这位医生丝毫没有愧疚，只是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努力，这病人的死就是纯粹命不好。”这种医生是不合格的。人民党自己也绝对不敢把战士的生命交到这等冷血医生的手里头。所以在培养医生的时候，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同样是跟的上。自要肯勤勤恳恳的学习，研究，医术总是会不断进步的。不过若是医德败坏了，这医生基本上就没救了。
黄正淳作为政委，哪怕这些同志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得大家更能容忍光复会的无礼，他依旧认为这是件不错的事情。
在人民党的会议到达尾声的时候，光复会的会议则是艰难的进行着。陶成章和光复会的那些干部们大多数都有共识，攻打南京的时候尽可能有专业的军队医院。敢死之士是现在光复会的真正王牌。既然死都不怕，那说明这些人必须投入到极为接近死亡的战斗中去。哪怕是不管军医院对士气的鼓舞作用，仅仅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这些作为光复会骨干的敢死之士们一旦受伤，也要竭尽所能的救治。光复会自己没有人民党这样的军医队伍，他们也在上海拼命寻找医生。到人民党医疗队基本完成了救治工作，准备启程回安徽的时候，依旧没能从上海找到肯到杭州来的外科医生。
陶成章并没有认识到人民党与光复会基于深层的矛盾，他在意的是表面上的全面冲突。
在手术前陶成章对光复会干部严令，不管能不能救活，都不许找人民党医疗队的麻烦。光复会的干部们倒也都答应了。前期的外伤治疗中没死人，伤员情况都得到了好转。可手术中手术后突然间死了十几个，这些人原本都没事，是接受手术后才死的，死者的亲属们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下当然不能接受了。
医疗队事先的通告，被理解为推脱责任的理由。其实这年头也不是没有医闹，大户人家的病人病，若是医生没治好，大户人家闹起来，弄得医生倾家荡产并不算稀奇，弄到送命的也不是没有的。这次杭州战役里头，光复会的干部们倒也是冲在进攻队伍前头，受伤的干部并不是一个两个。死者里头有六个是干部，他们在光复会里头的亲人也是干部，这些人倒不敢冲进伤兵营对医疗队下手，不过指着医疗队破口大骂的事情他们倒是敢干。
陶成章并不清楚，人民党的医疗队其实不在乎这种事情，他们能理解亲人战友不能立刻接受生离死别的心情。“悲伤的五个阶段”，否认、生气、磋商、沮丧到接受。这是外科大夫们普遍要学习的心理方面的知识。
陈克很爱美剧，虽然没有任何数据和实证的支持，这些理论却在西方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陈克也接受这种现实中比较能用来当作指导性的知识。
陶成章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指责会导致人民党医疗队下次再也不会与光复会合作。虽然陶成章对事情的分析与人民党的认知大相径庭，不过其结果倒是有些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