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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铸币，若是大宗携带，甚为不便，储存也不安全，尤其是对一些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而言，带着大量金属铸币无疑是一个负担。故而，三年前，我齐国汉洲大钱庄在户部的特许下，特意推出金圆券兑换服务。只要将货币存入钱庄里，便可换取相应数额的金圆券，以此券于市场中与人交易，或直接购买货物，任何人等皆不能拒之。”
“这金圆券不就是大明此前通行的宝钞吗？”杨彦迪不由皱了皱眉。
“这大明宝钞如何能与我齐国的金圆券相提并论！”宋鸿辉不屑地摇头说道：“那大明宝钞除了洪武年间，尚有一定信用之力外，其他时期，形同废纸。而我齐国汉洲大钱庄所开出的金圆券，乃是由户部和国库做保，以足额的金银货币储备为基础，强制性的无限兑付为原则发行的银行券。”
“哦，宋经历所言，此金圆券可在任何时候、不受限制地兑换成相应数额的金银？”
“当然。”宋鸿辉点头说道：“不过，在我齐国，汉洲银元乃是法定货币，市易购物，禁止使用金银。故而，此金圆券只能兑换出券面所标识数额的汉洲银元。”尽管，这位齐国官员说得言之凿凿，无限拔高这种汉洲大钱庄所推出的金圆券的权威信用和种种便利作用，但出于对纸币的天然不信任，杨彦迪等河仙镇使团人员仍旧不想将随身携带而来的十数万汉洲银元兑换成金圆券，而固执地装在几口箱子里，随同大批敬献给齐国皇帝的贡物，费时费力地搬来搬去。
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不想拂了齐国接待官员的脸面，杨彦迪还是象征性地在城中汉洲大钱庄柜台，兑换了票面为五十的两张金圆券，然后小心地揣在怀中。
汉洲大钱庄目前推出的金圆券，票面数额固定，分别为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
至于为何没有五元以下的金圆券，主要是考虑的受众群体的特殊性而定的。
相较于那些动辄以数百上千，乃至上万银元交易的商人，大部分月均收入还不到十块汉洲银元的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兑换金圆券的意愿，平时荷包里也多是几角几分的零钱，偶尔揣个几块钱，那还得是要购买一些大件而准备的。
因而，这种大面值的金圆券，尽管有政府和皇室背书，汉洲大钱庄发行，信誉基础良好，但在初期流通时依然受限。
一是地理范围的受限，目前主要集中在汉洲本土和周边几个附属领地的
“大”城市当中；二是接受群体的受限，金圆券的面值较大，因而很多普通百姓是用不到的，只限于商人、金融中介或国内富裕群体。
其实，在汉洲大钱庄推出金圆券之前，本土的数家钱庄早在三十多年前便已经推出了银行券，即客户到钱庄存入一定金额的汉洲银元，钱庄就相应开出一个存款票据，上面手写上对应的金额，日后客户可拿这张票据来银行兑现当初存入数额的汉洲银元。
各大钱庄开具的存款票据和以前的收据一样，都是兑取货币的凭证，不过不同的是，存款票据有利息，而且还有各种暗码和印鉴，而收据是无息的，仅仅表示一种债权关系。
齐国的钱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积累起了非常高的信誉，国中百姓也渐渐接受了将自身积蓄存入钱庄的观念，而非像在大陆那般，在自家屋子里挖个坑，将存钱罐埋进去。
而且，齐国法律规定，故意毁损、破坏、融化汉洲银元或金元的行为是违法，除了承担苦役、流放、监禁等刑罚外，还要承担一笔高额的罚金。
以此，来避免出现大陆那种融化金银，浇筑银瓜或者金瓜的行为出现。
而如今正在推行的金圆券，则是齐国金融机构为将来以金本位为基础，全面发行纸币而做出的预备动作。
当然，为了避免发生大明宝钞那种纸币连年贬值的事情发生，目前发行的金圆券暂时还不是法定货币，并且赋予该金圆券强制性的
“见票即兑”属性，理论上而言，是一种变相的钱庄存单，或者说是一种银行卷，只不过不需要钱庄付息而已。
为了使金圆券可以顺利流通，国内的百余家政府控股的大型工矿企业和贸易商社在市场活动中，则带头使用该金圆券，购买生产资料，发放工人薪金，售卖所产商品，全部都以金圆券的形式支付费用和收取货款。
另外，国内各大钱庄除了履行
“见票即兑”的金融服务外，在收取民众储蓄时，亦将相应的金圆券等同于汉洲银元存入，开具必要的储蓄存单。
当然，与之对应的是，发行金圆券的汉洲大钱庄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的全面兑付，根据开出的金圆券数额，也准备了相应的黄金和白银储备，并不是如同后世的那种印刷钞票即可。
纸币对于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
要知道，在任何国家的流通领域中，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
纸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
但国家用纸币代替大量金银，就会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
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比作通达各地的公路，而纸币，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纸币就彷若齐国目前正在大行的铁路，将市场流通的速度和数量，以几何级的方式快速而汹涌地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齐国进行的金融实验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多程度上基于齐国民众的自由选择。
因为，货币的强行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没有人被迫接受这些纸币作为付款。
但是，齐国境内越来越多的商家，从小心翼翼地试探，到逐渐不打折扣地接受这些纸币。
除了强烈的爱国之心以及国民责任，商贾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齐国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汉洲大钱庄等金融机构数十年的稳定经营，也基于皇室和内阁政府承诺的稳定性，更来自于齐国经济数十年来持续健康地快速发展。